[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20)12-0078-08 2000年，萨义德在以色列特拉维夫接受《国土杂志》记者阿里，沙维特的采访时，坚定地表示：“当然，我是最后的犹太知识分子……我是最后一位了。阿多诺的唯一忠实的追随者。让我以这样的方式表达吧：我是个犹太—巴勒斯坦人。”[1](P458)这对毕生追求巴勒斯坦自决的萨义德来说，是他在生涯末期的一次标志性立场表达。从中前期若隐若现地使用阿多诺的遗产，到晚期直接研究阿多诺的音乐与文化理论，萨义德让自己在观念、经验、身份和空间上与阿多诺的音乐与文化理论交叠在了一起。这种交叠，既不是简单的重复，也不是通常的继承和发展，而是历史命运的交错。 命运的交叠是现代以来人类历史的总体特征。种族、文化、领土分离后又交叠的历史，不断产生与这样的历史相配套的混杂的知识形式和文化形式。萨义德流离失所的生涯以及在流亡中形成的混杂身份，让他在切身的生活经验中意识到交叠不只是文化状况，也是混杂的空间问题。萨义德就是20世纪混杂空间中生产出的身份混杂的知识分子代表：他出生在巴勒斯坦耶路撒冷英国国教徒家庭；父亲拥有美国国籍，让他可以移居美国；母亲却终其一生也未能获得美国居住许可。这使得萨义德与这个渴求文化界限清晰的时代格格不入。他“从未像现在这样意识到历史与文化经验是如此奇妙的混杂，它们如此多地参与了常常相互矛盾的经验与领域，越过国家的边界，藐视单一教条和爱国主义喧闹的监察行为”。[2](P15)正是文化、历史与地理在时空中的相互交叠、彼此混合，让萨义德在观察和使用阿多诺时，总是不断地越界。 当萨义德借用音乐的“对位”概念时，他看中的是现代音乐的重要特质：“复调，超过一种声音的组织……多声部的组合，以及一种声音成为另一种声音的附属的方式。”[3](P423)现代音乐形式和社会运动的高度契合并非偶然。音乐的舞台表演貌似将社会隔绝在了剧场之外，但音乐的社会构件依旧存在，“比如音乐和赞助，音乐和文化，音乐和权力之间的联系”[3](P426)。尤其是当谈到音乐与道德时，奥斯维辛军官白天屠杀、晚上演奏钢琴，与以色列监狱中播放贝多芬给巴勒斯坦被囚者施压，就在萨义德的对位视野中交叠在一起。它们引领萨义德走向阿多诺，奏出了20世纪晚期知识交叠的美妙乐章， 一、驶向阿多诺的萨义德之路 交叠包含着萨义德从艾略特发展而来的传统与当下复杂的混合关系，也包含着萨义德特别提及的全球空间旅行的现世状况。萨义德将艺术与理论放置在彼此缠绕、文化混杂的现世背景中加以考察，地理和历史的交叠与艺术和理论的交叠也就缠绕在一起。 萨义德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浸淫于哥伦比大学的比较文学系，作为外来者的他，逐渐意识到“比较”一词中暗含着的欧美中心主义色彩和对同一性的强调。用“对位”来解读上述交叠，在萨义德那里就意味着尽可能详细地阐述不同的声音、理论和文化形式。它们各自不同的境况、诉求、意识形态、情感结构和实践目标，造成了它们之间不可避免的错位、冲突和误解。“对位”立足于现实的境况，保持对现实境况的不满与批判，而不是在比较中自我纯化，盲视现实，伤害他者。 正是在对位视野中，萨义德逐渐意识到阿多诺是他绕不过去的灯塔。他们不仅在精神气质上相同，更有着犹太—巴勒斯坦地理与民族文化上的对位。在向阿多诺逐渐回归的过程中，萨义德在自身的情感结构中也给予阿多诺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他要面对现世中的巴勒斯坦问题就必须面对以色列，就必须面对犹太理论家阿多诺。他要让理论拥有面对现世展开批判与反抗的能力，也要面对秉持批判理论的阿多诺。当萨义德寻找突破固有的学院式书写模式时，他还要面对阿多诺大力提倡的文体——“论笔”(essay)①。 阿多诺的犹太人身份与萨义德的巴勒斯坦人身份，使批判理论在旅行中与萨义德世俗批评相遇并交叠，暗含着某种历史的必然。两人对音乐的着迷，也让他们的碰撞看上去还有着情感的必然。音乐是阿多诺吸引萨义德的重要纽带：“这是阿多诺吸引我的第一个原因，也让我一直对他保持兴趣。对于阿多诺，从他生涯的开端到他生命的终局，音乐都与社会处于一种永恒的、矛盾的、辩证的张力之中……音乐是他的哲学和文化理解的核心。”[3](P426-427)不过，当我们回到理论旅行的历史语境，详细梳理他们的相遇、交锋和相互欣赏的现实境况，就会发现他们的交叠并不像萨义德所说的“一直保持兴趣”，而是实实在在的晚期交叠。 阿希克洛夫特曾将萨义德的学术生涯总结为三个连续性关注序列：开端(beginnings)、时间性(timeliness)和现世性(worldliness)、晚期风格(latestyle)。[4](P136)如果在这样的分期中去认识萨义德与阿多诺的理论交叠，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交叠并未发生在开端期，中期阶段虽然闪现着阿多诺的幽灵，但也并不常见。直到晚期，阿多诺才真正成为萨义德的核心关切。 萨义德的“开端”期我们也可称之为欧陆理论时期，以1966年出版的《康拉德和自传体小说》和1975年出版的《开端：意图和方法》为代表。萨义德集中关注欧洲作家，比如，康拉德、斯威夫特、哈代等；注重引介、分析和拓展欧洲理论，比如，维柯、弗洛伊德、尼采、卢卡奇、福柯、德里达、奥尔巴赫等。很多研究对象贯穿了萨义德的整个学术生涯。这时的萨义德虽然广泛关注欧陆的作家和理论家，但法兰克福学派和阿多诺却不在他的观察视野里。反倒是这一时期爆发的1967年中东“六日战争”，对萨义德以后的学术生涯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使萨义德的目光投向了他的中东故土，这成为萨义德与阿多诺最终走向交叠的潜在促发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