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89X(2001)05-0025-05 先作个交待：这个题目别人用过，是“窃”来的；在本文中，诺贝尔奖专指诺贝尔文学奖。 诺贝尔奖行世行将百年，颁奖93次，五大洲97位作家获奖，可其中竟没有一位中国籍作家。中国作家“百年缺席”诺贝尔奖，令人不安，也启人深思。 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任何一种奖项一样，诺贝尔奖也有它永难克服的不足和无法弥补的缺憾。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越是好的东西，关心的人就越多，就越容易招惹是非。但是，无论你持有何种看法，你都不得不承认，诺贝尔奖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声誉最好、影响最大的一项文学奖，就像足球界的世界杯，没有人不想捧得这顶桂冠。断然拒绝与过高估价诺贝尔奖，同样是不明智的。对于我们来说，问题仅仅在于：离诺贝尔奖还有多远？ 种种迹象表明，我们离诺贝尔奖并不远，也许只隔着一层纸，就看什么人去捅穿它了。 一 先看外部情况。我的判断是：外部情况对中国有利。 自1980年代以来，第三世界国家获奖作家的比例有了令人吃惊的空前的大幅度提高。仅在1982年至1991年10年间，就有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尼日利亚的索因卡、埃及的马哈福兹、墨西哥的帕斯和南非的戈迪默先后揽得诺贝尔奖。这意味着什么？是否意味着瑞典皇家学院的文学委员会有所觉悟，意识到先前评奖存在严重的地方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掉转头来重新审视非西方国家的文学，以照顾获奖地区和国家分布的平衡，使诺贝尔奖真正成为世界性大奖呢？我想这是毫无疑义的。 中国是举世闻名的东方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学传统渊源深厚，近20年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是罕见的，完全有资格、有理由引起诺贝尔奖评委会的特别关注。希腊、埃及、以色列、印度和墨西哥，这些文明古国个个都有人问鼎诺贝尔奖，为什么惟独中国人与它无缘？20年前这样提问自然愚不可及，但20年后呢？该有个明确的答案了。 其实，转机早已出现。1985年，瑞典资深汉学家马悦然(Goran Malingvist)被增选为瑞典皇家学院院士。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这以后，中国的作家、评论家和学者频频应邀访问斯德哥尔摩和奥斯陆等欧洲城市，出席各种有关中国文学的研讨会，从事专项基金的研究和写作，在诗会上朗诵诗歌，在大学里讲学，列席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仪式，探讨中国作家获奖的可能性。由马悦然来做中西文学沟通的工作，是再合适不过了。他熟人多，熟悉两面的情况，人也活络热情，有很强的组织能力。他也确实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他会同其他汉学家，频繁与中国作家接触，安排中西作家和学者交流，向西方世界译介、向诺贝尔奖文学委员会推荐中国作家的作品。成效是显而易见的。如今中国籍作家被提名为侯选人，进入诺贝尔奖正常的评审程序，已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 更值得注意的，我以为是与上述趋势紧密相关的理论动向，也就是近二三十年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反省。这种理论反省我以为不是虚伪的，波及到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甚至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修补或调整了西方的思想传统。 普遍主义是西方思想的老传统了，现代（文艺复兴以来）亦不例外，并且还有所加强。现代西方大体上存在两大普遍主义类型，“一是以基督教、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绝对主义类型；二是以政治自由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及世界自由贸易为主要形式的自由主义类型”[1]。而潜伏在这两大类型普遍主义之中的正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幽灵：西方的思想观念和社会发展模式是普世性的，“放之四海而皆准”。想想当年那些从欧罗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吧，他们不是为争取上帝的选民，为使基督精神的普世化而来，又是为何而来？这种普遍主义至今仍然非常盛行，无处不见它的踪迹。但是，它毕竟碰到了麻烦，再也不像过去那样风光、那样畅行无阻了。 现在风行的是文化相对主义，是东方学、后殖民主义。这些理论都是“异端”，却来头不小，切不可小视。在文化相对主义看来，世界上所有文化的价值都是相对的，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不须分出个高低优劣。东方学是伴随西方列强对东方殖民而兴起的一门学问，是一种以西方为基点，以扭曲东方形象来构造和扩张西学知识体系的霸权文化。这种霸权文化最大的特点是“自况”、“自我确证”或以己度人，最大的缺陷是不真。在这种知识体系中，东方充其量只是西方用以验证自我的“他者”，一切关于东方的神话都是西方人根据自己的“期待视野”想象和推衍出来的。后殖民主义拓宽研究范围，沿此思路探讨、抨击后殖民时期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进一步暴露了在西方／东方框架中西东之间实际上存在的不对等关系。哪怕到了今天，东方文化在全球文化中的处境也并不比以前好多少，仍然是尴尬的、不理想的。 这类理论与黑人文化和女权主义一样，也站在边缘族群一边说话，是在西方主流文化（欧美文化）宰制的社会中为“少数话语”争取合法性，只是牵涉的面要大得多。这类理论近些年在中国挺投缘的，正好对上了民族感强烈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胃口，所以时髦得很，谁都爱就着发点议论。它们也的确为我们重审中西文化的关系，摆脱“影响的焦虑”，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按照这类理论，任何一个弱势国家或民族都没有理由自卑自贱，都有权在这个世界上理直气壮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任何一个强势国家或民族都没有理由自高自大，都无权压制任一“非我族类”的声音。或者干脆就不必分出什么强弱来，大家彼此彼此，权利相当，机会均等。当然，这只是一种理想化的推论，实际情形要复杂得多，反面的、对中国不那么有利的例子比比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