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981（2007）05—0107—06 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讨论，从1930年到1934年，经历了三个阶段，有过三次讨论。第一、二次讨论的时间分别是1930年和1932年，讨论的话题是文艺大众化；大众语讨论的时间集中在1934年下半年，讨论的中心话题是大众语。1930年和1932年的讨论是在左联成员之间展开的，参与者基本上为左翼作家和批评家，他们的言论在几个左翼刊物发表。而1934年的讨论则超越了左联阵营，成为整个知识界关心的重大问题，参与的人数之众、刊物之多，产生的影响之大，都非前两次可以比拟。大众语讨论在1934年5、6月启动，到年底，讨论的热潮基本回落。就发表的文章数量而言，据统计，有近500篇。进入这次讨论的中心刊物不再是左联刊物，而是《申报》和《中华日报》等重大公共报刊。1934年的讨论涉及到对文言、白话和大众语三者的论辩，主要集中在大众语的讨论上。论辩正方是大众语体，正方手中巨石击打的目标是白话语体和文言语体这二鸟。文言语体不过是企图复古的“死”鸟，回光返照，不为正方所太在意。就论辩的展开情况来看，大众语体与白话语体的讨论是主体部分，而语体文的欧化与大众化之辩又是最富有争议的内容，是话语交锋的焦点所在。本文就从语体文的欧化与大众化这个角度，来评述1934年的大众语论争。 1934年的大众语论争的直接导火线是汪懋祖鼓吹复兴文言的文章《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宣讲《新生活运动要义》，强制推行以封建道德“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准则的“新生活运动”，提倡尊孔读经，掀起了全国性的复古潮流。5月，教育部的汪懋祖在南京的《时代公论》上发表了《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一文，鼓吹复兴文言，反对白话文。吴研因起来辩驳，反击汪懋祖的文言复古。消息传到上海，上海方面决定发动对复兴文言的讨伐。这次讨伐是由陈望道和乐嗣炳发起和策划的。对此，陈望道和乐嗣炳后来曾有过回顾。陈望道回顾这次论争的缘起时说： 一天（注：大致时间是1934年5月底6月初），乐嗣炳来看我，告诉我说：汪在那里反对白话文。我就对他说，我们要保白话文，如果从正面来保是保不住的，必须也来反对白话文，就是嫌白话文还不够白。他们从右的方面反。我们从左的方面反，这是一种策略。只有我们也去攻击白话文，这样他们自己就会来保白话文了。我们决定邀集一些人在一起商量商量。第一次聚会的地点是当时的“一品香”茶馆。应邀来的有胡愈之、夏丏尊、傅东华、叶绍钧、黎锦晖、马宗融、陈子展、曹聚仁、王人路、黎烈文（《申报》副刊《自由谈》主编），加上我和乐嗣炳共12人。会上大家一致决定采用“大众语”这个比白话文还新的名称[1]404，405。 陈望道和乐嗣炳提出的反复兴文言的策略，获得了其他人的同意，大家决定“在讨论中建立大众语”[2]409。陈望道等反文言复兴和建设大众语所采取的迂回战术，使得“大众语文刚一提出，就有些猛将趁势出现了，来路是并不一样的，可是都向白话，翻译，欧化语法，新字眼进攻”[3]。这就造成了文言、白话、大众语的辩驳中，白话文两头受气。 五四白话文的欧化语体风格首先成了复古派复兴文言提倡读经的口径。汪懋祖的发难文章《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和许梦因的《告白话青年》是文言复古派倒算五四白话文罪状的代表，其使用的价值分析系统具有典型性。汪懋祖从中小学教育的文学语体问题出发，历数欧化白话语体对学生品格性情的“异化”后果：“吾国所谓现代语体文，乃新文化运动之产品，而其运动之意义，在于发挥个人主义，毁灭礼教，打倒权威，暗示斗争，今则变本加厉，徒求感情之奔放，无复理智之制驭，青年浸淫日永，则必有更新奇之作品，方得读之而快意。”“青年因长久诵习语体，潜移默化，而躭好所谓时代作品；即平易之古文，涵正当之思想，每摈弃不观，独于现代文艺之诡谲，刻画，与新奇刺激，多孜孜不释手，虽检查禁阅不能绝也。其结果则习以浪漫，为机巧刻薄，驯至甘堕于流浪的生活。”他还指出了欧化语体的古怪难懂：“近来文字，往往以欧化为时髦，佶屈不可理解，须假想为英文而意会之，姑能得其趣味。使学生童而习之，其困难几同读经，而语调奇变，几非中国人矣。”[4] 通过比较，汪懋祖认为白话文适合文学，文言文适合教育，文言比白话简明省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汪懋祖把当年文学革命派攻击文言的“佶屈聱牙”、难以索解、异化人生等劣迹，经过改头换面，又反栽到欧化白话文头上，并且在25年后的5月4日，发表复兴文言的主张。汪懋祖的文章无疑对20多年前新文学的倡导者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汪懋祖基本上是论新旧语体文的优劣以及欧化白话文教育对青年的危害。而许梦因则直接从民族主义、从救国的宏伟策略出发，来恢复文言的权威：“今用学术救国，急应恢复文言。”[5] 不过，许梦因弹的还是“中体西用”的老调：“吾为中国人，必先明暸本国文化，而后推究及于外国，方有心得，方切实用。欲明本国文化，又必先习记载此文化之文言。”[5] 在复古派看来，白话文运动可谓罪孽深重，不仅“以欧化为时髦，佶屈不可理解”，酿成青年“为机巧刻薄，驯至甘堕于流浪的生活”，而且欧化思想“生心害政，遂形成今日之中国”。总之，要救治教育、救治青年、救治文化、救治民族，复古派认为，必复兴文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