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方版图辽阔，远逾前代，兴衰替代，并无一定之规，流派纷纭，不容独家擅场。其理论源头俄国形式主义，存在时间虽短，但影响绵延不绝，其余绪可见于新批评、布拉格学派、现象学批评、芝加哥学派以及后结构主义，这些流派成为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的主流。在19世纪盛极一时的社会历史批评，虽处劣势，但依旧顽强存在，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兴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为其主力之一。西马文论素以视野广阔、精于思辨、立足现实而著称，其精神主旨暗合二战后新左派的文化政治诉求。近三十年来，一切带有激进政治色彩的理论与批评，如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唯物论、文化研究以及同性恋批评，均从西马文论中获取思想灵感，影响弥足深远。 纵观西马文论的发展历程，它多以其他理论流派的对话者身份出现。作为一种批判性理论，它从事的是一种建设性的“破坏”：纠偏极端，弥补缺失，迫使对手做出有益的更正。正如论者经常指出的那样，当读者反应批评专注于读者共性（common reader）之时，马克思主义批评却发现了读者之间的阶级差异；当形式主义纠缠于文体风格之时，马克思主义批评却质问起这些形式化策略背后的意识形态用意；精神分析批评旨在发掘作者或人物的个人心理意义，马克思主义批评则要考察社会力量与社会深层心理结构的关系；解构主义批评家孜孜不倦地探讨那些破坏了中心主题的修辞策略，马克思主义批评则顺势指出，该作品内部潜伏着某种主导意识形态，用以羁縻和收编读者。 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既包括传统马克思主义批评也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批评策略，欧美学者多有总结，① 但都不够全面，原因在于，西马文论历史长久，支脉繁复，人物众多，主张不一，夸张点说，有多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有多少种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其丰赡内容决非短短数条所能涵盖。相对而言，英国学者彼得·巴里的归纳总结还算完整： 1.区分一部文学作品的“显现”（表面）内容与“隐含”（内在）内容（这与精神分析批评的做法类似），再将该作品的隐含题材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命题联系起来，例如阶级斗争，或者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演变，例如，从封建主义到工业资本主义的过渡，这样一来，《李尔王》中的矛盾冲突即可被解读为，“真实”体现了上升的资产阶级与没落的封建领主阶级之间的冲突。 2.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使用的另一种方法是，将一部作品的语境与作者的阶级地位联系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批评家经常去推断（这也类似于精神分析批评的做法），作者本人并没有意识到他在文本中所说和所揭示的东西。 3.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第三种方法是，根据某一文学体裁从中产生的社会历史时代来探讨该文学体裁的整体性质。例如，伊安·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一书中将18世纪长篇小说的发展与当时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联系起来。长篇小说发出了这个阶级的“心声”，正如悲剧为君主制和贵族“代言”，民谣是城乡结合之处的“劳动阶级”的代言一样。 4.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第四种实践是，将文学作品与“消费”该作品的时代的社会见解联系在一起，这种策略尤其应用于马克思主义批评在后来的变种——文化唯物论当中。 5.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第五种做法是“文学形式的政治化”，这种做法宣称，文学形式本身是由政治环境所决定的。例如，在某些批评家看来，文学现实主义暗中认可了保守的社会结构，在另一些批评家看来，十四行诗和抑扬格五音部讲求形式与韵律的严整，对应着社会稳定、端庄和秩序。② 巴里所归纳出的这五条，大致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面貌，这里面既有传统马克思主义批评的阶级视角、政治视角、历史视角，又体现出二十世纪西方文论新成果，例如精神分析、后结构主义和文类研究的看法。第一条令读者想到列宁对托尔斯泰长篇小说的分析和批评，第二条令读者想到恩格斯对巴尔扎克小说的评论，第三条令人想到乔治·卢卡奇对于资产阶级时代的史诗——长篇小说的总体评价，第四条对应的是英国文化唯物论批评以及美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明信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一书中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现象进行的分析，第五条则令人想到雷蒙·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中对于英国诗歌的分析，以及伊格尔顿在《如何读诗》（How to Read a Poem）一书中所实践的批评路数：诗歌的语言及形式与现实政治的内在联系。 西方马克思主义发轫于欧洲大陆，最具原创性的理论家都来自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文化圈，它在英语世界的广泛传播非常晚近，还是五十年代末新左派运动崛起之后的事情。在英语世界，第一部系统讲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著作是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安德森为英国新左派健将，在六十、七十年代主持《新左派评论》的笔政其间，大力译介欧陆的西马新学。他应新左派同道之邀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文选》（Western Marxism:A Critical Reader）一书作序，结果激情迸发，灵感迭出，无法自已，竟写成了他最有影响的著作、首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这本书勾画了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直到六、七十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概貌。它对西马特征的总结相当全面而准确：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卢森堡等人，立足于现实的阶级斗争，学以致用，寻求破局之道，与之相比，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脱离了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只关注哲学、文化和美学领域的问题，喜作形而上的玄思，无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即，探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规律、分析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机器，制定新的阶级斗争策略。③ 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在于，西马诸家因无力改变资本主义现实而萌生绝望，同时又痛心疾首于苏式社会主义沦为专制政体，在双重打击之下、踌躇两端之余，干脆潜入书斋，舍弃现实政治与经济的探索，转而遁入哲学之境，寻找文化上的抵抗之道，较之以往的马克思主义者，其思想更为深刻细致，然而这种深度的获得却是以丧失广度为代价的，其行文论述也因日益专门化而晦涩难解。④ 安德森本人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而非苏式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但他早年曾经私淑流亡英国托洛茨基派史学大家以萨克·多伊切，服膺历史唯物主义，耳濡目染之下，著书为文，每以现实为指归，长于以史笔抒政见，行文恣肆，有笔走龙蛇的雄浑气势，关注时局，擅长归纳全球大问题，放眼未来，喜好预示社会总趋向。他对西马的这番剖析和评价，即便今日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也不算过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