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 亚·尼·维谢洛夫斯基（1838—1906）提出的“历史诗学”研究对象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与当下文学理论研究的语境有密切的关系。 实际上， 自从互文性（intertexuality）理论建立了新的文本关联以来，它就打破了文本封闭存在的传统观念，赋予文本以开放和互渗性质。传统文本所具有的社会学的和历史主义的性质，在当下语境下被更改了：文本不是一种封闭的存在，而是开放着、处于对话和不断建构的状态。这样，文学研究在重新反思以往的诗学理论（包括历史诗学）时，就不能不考虑到它们的当下命运。 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与20世纪欧美文论的整体发展趋势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伊格尔顿把俄国形式主义诗学称作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开端①（的确，形式主义对欧美文学理论的当代进程也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但是，在俄国文艺学里仍然有着悠久的历史主义传统。假如说，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诗学主要以社会学、历史文化学派为主题的话，那么，19世纪后半期俄国文艺学家维谢洛夫斯基所开创的“历史诗学”理论则独辟蹊径，从世界文学发展的总体进程角度研究“诗意意识及其表现形式的演变”②，从文学演化的角度研究文体、风格、情节与描写方法，把“诗意意识及其形式的演变”确定为历史诗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这一研究路径，对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巴赫金、普罗普、洛特曼等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所谓“诗意意识及其形式的演变”涉及到两个方面：“诗的意识”和“诗的形式演变”。从前一个方面来说，“诗的意识”指人类文化发展中艺术感悟的发生、发展和变化，包括整个民族的艺术感悟力、天才诗人个人的突破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诗的形式”涉及到体裁、情节、语言、主体等模式的形成和演变。维谢洛夫斯基运用实证的、历史比较的方法探讨了文学样式、文学形式、文学手段在成长过程中的演变轨迹——从诗人的产生、诗歌的起源到诗歌的艺术风格和语言的构成。他关注诗歌从原始文化中最初产生那一刻起诗歌形式的演化问题，一直到其成为一门独立艺术和文学对象时为止。归根结底，历史诗学研究是把文学理论的研究同文学史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力图“从诗的历史中阐明诗的本质”，从文学的发展中阐明文学理论问题，研究对象主要以大量的资料为基础。 但是，19世纪下半期、20世纪初正是欧洲和俄国实证主义的极盛时期，由于实证主义学说的影响，维谢洛夫斯基并未在多民族互相作用的大语境下讨论这个问题，换句话说，他的研究路径仍然是线形的和封闭的。这使其结论在当下多元文化语境中是否具有意义，仍然存在着疑问。自西方解构主义文本理论产生以来，文本的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本不再属于固定不变的存在，也不再是线性累叠的结果。“任何一篇文本的写成都如同一幅语录彩图的拼成，任何一篇文本都吸收和转换了别的文本。”③ 克里斯蒂娃提出了“互文性理论”，其基本意思是，一个文本不可能凭空完成，全无依傍，此文本的出现以历史上彼文本的存在为依据和条件。作为一种文本理论概念，“互文性”这一术语最早由克里斯蒂娃在1969年出版的《符号学》一书中使用，其根本思想是对结构主义封闭文本的抗议。文本开放了，成为话语接触、交换乃至私语的空间。在这个语境下，如何理解历史诗学的研究对象呢？那种对诗意的历史主义研究路径，在削去深度的、拼贴的“新历史主义”文本关联中，以一种怎样的姿态存在呢？ 开放文本：俄国诗学语境里的历史轨迹 20世纪的文学批评呈现出巴赫金所谓“多语、杂语、众声喧哗”的局面，各种“主义”应运而生，如形式主义批评、结构主义批评、解构主义批评、东方主义批评、女权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等，文学研究逐渐趋向于文化研究，出现了跨学科、反学科、文化多元互渗的语境，这就使得历史诗学在考察单一民族的诗意意识及其形式演变的过程中得出来的结论，受到了文化多元互渗语境的考验。 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研究的方法论是实证主义，这一方法与德国美学研究的抽象理论和先验方法相对立。它重事实、重实证、重归纳，着重考虑各种事实系列的连续性、重复性，从大量事实的比较分析中归纳和概括出某种因果性、规律性，并反复用新的可比系列来加以验证。在同一民族语境下，民族文化彼此的独立性能够保证材料与问题的彼此契合，而民族文化间彼此渗透以及文化多元的语境则打破了材料与问题的这种契合，而呈现出互渗局面。历史地看，维谢洛夫斯基对文学文本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要把文本开放出来。但是，这种开放是历史性的，即：把文本与生成它的历史（尤其是文化史）联系起来考虑，认为，“无论在文化领域，还是在更特殊一些的艺术领域，我们都被传说所束缚，并在其中得到扩展，我们没有创造新的形式，而是对它们采取了新的态度。”④ 这个“新的态度”在维谢洛夫斯基的学生、著名形式主义文艺学家日尔蒙斯基的著作《比较文艺学：东方与西方》里得到了解释。日尔蒙斯基说，历史诗学研究的中心课题就在于阐明“诗的意识及其形式的演变”。⑤“历史诗学”的基本立场和任务就是把诗的形式要素（体裁、题材、意象、手段、技巧、隐喻、主题、风格等等）作为研究对象，揭示积淀在形式要素的发展演变历史中的审美意识。巴赫金在评价维谢洛夫斯基时认为，维谢洛夫斯基发现了“文艺学与文化史的联系”，揭示了艺术形式、艺术语言的“符号学涵义”。⑥ 巴赫金认为，“历史诗学”使“艺术形式”和“艺术语言”具有“符号学涵义”，这里的“符号学涵义”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艺术形式和艺术语言所具有的文化载体的功能。从这个理路看，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文本，乃是把传记批评、社会学批评和意识形态批评视野中的文本存在方式（文本是现实的产物或个人生活经历的写照）变成了长远时间内历史文化积淀的产物。 这一局面在形式主义诗学出现后发生了变化。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诗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在论文《词语的复活》中提出，文学必须返回“艺术本身的规律”，文学研究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什克洛夫斯基认为语言的“文学性”才是文学科学的研究对象，并为“文学性”确立了若干重要原则。应该看到，从影响方面来看，形式主义者的确对文本采取一种封闭的态度，他们强调“艺术的旗帜绝不反映飘扬在城堡上空那面旗帜的颜色”，拒绝文学文本的社会学阐释，然而，形式主义诗学对“文学性”和“陌生化”的研究，却并不是封闭在单一文本内部，而是具有开放性。罗曼·雅各布森认为：“逐步探索诗学的内部规律，并没有把诗学与文化和社会实践其他领域的关系等复杂问题排除在调查研究计划之外。”⑦ 这意味着，形式主义诗学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把文本完全封闭起来。在对诗歌进行共时研究的过程中，“诗性语言”的文学性必然在非诗性语言的对比中形成，这就决定了形式主义不可能封闭文本。也正是在共时性研究这个立场上，我们可以看到形式主义文学思想与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的相关性：两者都是在开放文本的过程中形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