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文艺思想集中体现于1942年5月23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这篇讲话内容丰富，它实际上是“五四”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有关新文艺论争所涉及的各种问题的全面总结。它以回答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为中心，对文艺的审美特性，文艺与社会生活，文艺与政治和革命，文艺与广大人民群众，文艺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文艺的革命内容与完美形式，文艺创作中的人性与阶级性，文艺的歌颂与暴露，文艺发展中的继承、借鉴与创新，文艺的提高与普及，文艺批评的重要性与批评标准以及文艺统一战线等问题，都做了深刻的辩证的论述。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指出文艺必须为最广大的人民，包括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现今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从属于一定的阶级一定的政治路线，文艺能够反作用于政治；革命需要有文化的军队，文艺也可以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一切文艺都是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只有现实生活才是文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文艺的美之所以区别于现实的美，是因为它“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更有普遍性”；对中外文艺遗产都要采取批判地继承和借鉴的态度，但是“继承和借鉴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要反对无批判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文艺应从人民的基础提高，并向人民普及；文艺工作者应该与时代和人民群众相结合，深入群众的生活与斗争，转变自己的立场和感情，要“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文艺的革命的政治内容应该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统一，没有完美艺术形式的作品，即使政治内容再革命也是没有感染人的力量的；在阶级社会中只有带阶级性的人性，没有超阶级的抽象的人性；抗日文艺统一战线的建立，应该从抗日、民主、艺术方法和作风等不同层面的目标上去团结尽可能多的人，坚持既团结又批评、斗争的方针；文艺批评应该发展，“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并“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等等。尽管毛泽东是在民族革命战争年代的特殊环境中论述文艺，特别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从属于党在一定时期的革命任务等的提法，并非适用于一切年代，但《讲话》所阐述的基本思想还是符合新时代文艺的，其影响不仅深入抗日民主根据地，而且后来扩及全国和全世界，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划时代的光辉文献。它引导我国文艺进入人民文艺的新时代，以新的风格表现新的思想、新的人物和新的世界。《讲话》是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理论生成的过程。对此加以探讨，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它的历史意义和贡献。 一、《讲话》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讲话》产生的历史背景既有远背景，也有近背景，既有社会背景，也有文化和文艺背景。概括而论，我以为有如下几个重要方面： 第一，争取民主革命领导权的历史和文化需求。 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中国民主革命经历曲折的过程。经验表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包括文化和文艺的领导权问题日益显得十分重要。 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创立后，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领导权曾有过不同意见的争论。因为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党成立之初举的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旗帜。1922年共产国际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团体的会议才指出中国革命应是创立“民主主义共和国”，从而指明中国革命的民主革命性质。此后，实现了首次国共合作，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才提出中国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大会决议》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但大革命中陈独秀为代表的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却认为现阶段中国革命既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就不应领导，故而对蒋介石、汪精卫等叛变革命，镇压工农和共产党人的阴谋步步退让，导致大革命失败。而经历十年国共内战，抗日战争中再次实现国共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鉴于过去的教训，毛泽东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反对王明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主张。其实质就是争取和保持民族民主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因而，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民主抗日根据地和人民武装力量都获得极大的发展。在文化战线上，瞿秋白在20世纪20年代便提出文化领导权的问题。由于文学革命走向革命文学的崛起和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蓬勃发展，还有苏区工农群众文艺的开展，无产阶级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对当时进步文化和文艺发展方向的领导作用。从1919年到1939年，新文化和新文艺已取得占据主导地位的胜利。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也由旧民主主义变为新民主主义。他说：“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他认为，这阶段的革命已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此绝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建立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对于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文化，他指出：“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五四’以后则不然。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的任何时代。”可见，正是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历程中，鉴于俄国十月革命后的世界历史发展的特点和我国革命所经历的曲折及其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包括文化和文学艺术领域的成就，毛泽东日益深刻地认识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也认识到历史实践中实现这种领导权的现实可能和成就。但是在1941年皖南事变前后，由于国民党当局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两党的矛盾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其中也包括对于文化领导权的争夺。本来，1938年在武汉成立中华全国抗敌文化协会，以一致抗日为目标，实现了全国文化艺术界的大团结。这是当时共产党人阳翰笙等受周恩来指示，主动做工作而努力促成的。其中包括了国民党当局的重要人士。如邵力子、张道藩、王平陵等。周恩来出席成立大会并发表讲话。其后，周恩来担任国民党主导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担任该部第三厅厅长，吸收了许多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在该厅开展抗战文艺工作。中国共产党当时采取争取和团结知识分子的政策，故而全国各地的大批文化人也先后奔赴延安和各抗日人民革命根据地。但共产党在文化和文艺领域的实际领导地位，于皖南事变前后受到国民党的排挤和破坏。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在文化界、文艺界举什么旗，对文艺界存在和产生的问题指明解决的正确方向，就有全国性的意义，在争夺全国文化和文艺领导权上更显得十分重要。这是《讲话》形成和发表的大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