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莱研究 内容提要 诺思洛普·弗莱历来被当作一位文学理论家或神话—原型批评家来研究，而本文则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出发论证弗莱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是一位重要的文化批评家。他弘扬了西方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他的文化意识和将文学置于文化之中的观点是根深蒂固的；他首先将文学作品置于其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中，然后将这二者置于西方文化的大背景中来考察；他将文学本身看成是处于文化之中的一个整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弗莱对当今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将愈益明显。 关键词 诺思洛普·弗莱 文化批评家 文化研究 西方文化 首先，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弗莱是一位文化批评家。这不仅是因为他对某一阶段或某一地区的西方文化感兴趣，而且还因为他是从总体上观照西方文化，探讨它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关系。对他来讲，文化是各种假说，信仰和价值观的具有继承性的主体。这些假说、信仰和价值观，按社会权威力量的要求影响和界定了整个社会；其次，作为一个文化批评家，他倡导了西方文化中他所认同的精华部分。他相信人们的思想和言论并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受制于文化。只有少数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家才能不受文化的束缚，并试图从本质上改变它。例如，卢梭指出，人们创造了社会机制，而后又受制于它；又如达尔文的自然进化论则代替了神创造人的说法：又如马克思，他认为阶级斗争和经济生产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再如弗洛伊德，他发现了无意识。正如弗莱所说，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塑造我们的信仰，但不能随意去改变已成为我们的文化基因代码的一部分的那些东西”。① 如今“文化”一词已变成一个被学者们用来吓唬外行人但却没有多少内容的术语，或者说是一个很时髦的、无所不包的、意义纷繁的术语。弗莱本人是一位文学教授。我们可以据此揣测，他之所以运用“文化”这个术语，是由于他对当时学院里研究文学时普遍采用的方法不太满意的结果。一般认为，社会底层被压迫民众如果受到经典文学作品中表现的“甜蜜与光明”的主题的熏陶，他们便会得到精神和道德的升华。由此产生了对文学进行历史取向的研究，这一取向强调历史的重要性甚于文学本身。直到20世纪30年代，与之相对立的一场文学运动才结束了它的统治地位。人们认识到研究文学本身的重要性，即形式重于内容。这场运动——即“新批评”——到70年代解构主义出现时已发展到其逻辑意义上的尽头。在80年代，又发出了回归历史取向的文学研究的呼声，这就是新历史主义。它与“旧历史主义”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在历史取向上更加明确具体，在文化意义上更加宽泛。我想个中缘由是在此期间，随着英帝国的瓦解，英语文学研究的中心在很大程度上移至美国。它表现为两种互有关联的形式——英国的文化唯物主义和美国的文化诗学。这两种形式都将文学看作是对历史的记录，它不可避免地成为某一文化运动中的产物，而并不能作为虚无缥缈的美学客体游离于文化之外。 以上我简要概括了文化研究的发展过程，其目的是为了更清楚地阐明关于弗莱批评理论的三个论点：第一，弗莱有意远离文化研究，他有自己的一套研究术语。在当代文化理论家中，雷蒙德·威廉斯被归类为社会主义者，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是马克思主义者，阿兰·辛菲尔德是文化唯物主义者，霍米·巴巴是后殖民主义者，但我们很难将弗莱归为哪一类；第二，弗莱不像有的文化批评家那样是出于对形式主义取向的不满才转向文化批评的，他作为一个文化批评家的立场是一贯的。他的文化意识和将文学置于文化之中的观点是根深蒂固的。他首先将文学作品置于其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中，再将这两者置于西方文化的大背景之中考察乃至考察它与其他文化的关系；第三，有些文化批评家运用文学来阐释或强化自己的理论，弗莱则与他们不同，他将文学本身看成是处于文化之中的整体。他现在或许被忽略。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其作用力会不断产生出反作用力，我们有理由预见到将来研究文学本体问题的实用主义取向的回归。而弗莱的批评理论则会为更新文化诗学提供理论依据。我们现在已进入了90年代，我有充分理由相信他会被学术界公认为20世纪最重要的文化批评家、文化理论家和文化史家。 为了把弗莱与当代文化研究结合起来，我将以上的第二点和第三点结合起来探讨。在探讨过程中，始终不忘第一点。更确切地说，我将弗莱置于文化研究的前沿位置。作为一名文学教授，他曾尝试对文学知识加以系统化，以使读者更充分地理解文学作品，体会到作品中提供的“一种更加充满激情的生活方式”②。与其说这是一种美学体验，毋宁说这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体验。正如他所说，杰出的文学作品都能“集中体现这个民族的整个文化史”③。据此我们可以说，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弗莱，更确切地说，他应被称为文学理论家，然而最确切的叫法恐怕还是文化理论家。这是因为他的批评理论的要旨之一便是将文本置于其对应的社会、宗教和文化语境中加以观照。关于这一点，我想补充一句，在他的批评理论中，一般意义上的文本与语境间的关系被大大拓展了。首先，他把社会、宗教、文化等各种语境看成一个整体，认为这些语境之间是相互贯通的；其次，这些语境与文学作品之间也是相互贯通的。 1985年弗莱曾对一位访问者谈到：“我是在中产阶级的、不信奉英国国教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大约从三岁起，我便开始为我听到的一些说法做脚注”④。他所说的“不信奉英国国教”的宗教环境是指他从小信奉卫理教。在新教的各种教派中，卫理教不仅以严格的戒律为特征，而且坚持认为在共同的教义之下存在着个人不同的宗教体验。弗莱认为卫理教“强调体验的本质”⑤。在《双重视角》一书中，他指出，“所有卫理教派——即便是我的家庭从属的主教制教派——都强调把个人宗教体验与教义区别开来”⑥。卫理教的创始人约翰·卫斯理曾记录下这种体验。他将自己获得新生的时间定在1738年5月24日晚8点45分。因为在那一时刻，他发觉自己的心灵被一种强烈的负罪感所震撼。他从中获得一种启示，坚信自己必须获得个人的超度。尽管卫理教鼓吹苛刻的原教旨主义，但它允许教徒在获得启示的时刻可以有个人的体验，这就为他们提供了获得精神解脱的一种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