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8X(2002)02-0023-05 重视写物，以接近科学的方法写物，是法国新小说家罗伯-格里耶的创作特色，也是新小说作为异类小说的一个重要标记。异类出世总免不了惨遭围观、围攻乃至围剿。在写物方面，格里耶一开始便受到了两项指控：一是过分重视写物以至于忽略了人，二是专门描写事物的表象以至于丢掉了“人性”。对于前者，格里耶说，重视写物并不是新小说家的发明，而是由来已久的传统。比如，巴尔扎克的小说就对房屋、家具、服装、珠宝、器皿、机器等进行了仔细地描写。并且，这种描写之精细是现代作品望尘莫及的。他以巴尔扎克为挡箭牌，十分轻松地驳回了一箭。后者则是格里耶高度重视，并披坚执锐、奋力反击的。他承认，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事物确实充满了“人性”，巴尔扎克笔下的世界都是以人为主的世界。而抛开“人性”描写事物表象，确实是新小说与巴尔扎克小说的分野。问题只在于新小说和巴尔扎克孰是孰非？他的写物理论以此为出发点，集中地阐述了下列问题：如何看待物我关系？小说家应否对物进行人化的描写？怎样正确描写事物？ 一、如何看待物我关系？ 物我关系，即人与客观世界、事物的关系，在格里耶看来，不仅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文学的基本问题。正确地认识事物，摆正物我关系，是文学家正确描写事物的前提。 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中，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神是地球的中心。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以人道主义为思想武器挑战教会文化，把神——人的道德理性的幻象，从中心的宝座上拉下来，置换成实在具体的人。从此，人成为了万物的尺度，自然界的立法者。但是，在承认中心这一点上，传统人道主义与基督教文化哲学毫无二致。最先冲击传统中心观念的是哥白尼的学说。而哥白尼以后的现代科学则告诉人们，太阳所在的银河系有一千亿颗恒星，太阳不是银河系的中心，只是一千亿分之一。而银行系也不是宇宙的中心。空间无限广袤，既无边际，亦无中心。现代天体物理学得出的这一非中心的结论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观造成了致命的震荡。正如尼采所云：“哥白尼以来，人从中心位置滚向一个X。”[1]从19世纪开始，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来，人的中心地位开始受到质疑。在尼采、海德格尔等著名哲学家的学说中已经蕴涵了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而结构主义语言哲学则断言，不是我在说话，而是话在说我。人由语言的中心坠落成被语言控制的对象。“‘我’、主体，既不是自己的中心，也不是世界的中心——至今它只是自以为如此。这样一个中心，根本不存在”。[2] 在现代非中心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下，格里耶认为作为中心概念的人并不存在，人不是物质世界的中心。“人类中心主义的最终目的，只能是确立一种普遍而绝对的人类秩序。”[3](P333)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人类自大倾向，是人自身渴望成为上帝的标志。格里耶认为，拨开人类中心主义的雾障，就不难看到，大自然所有的事物——山脉、海洋、沙漠、山谷、矿物、植物、动物等等，都只是作为物质自立于世的。“它们不是人，它们对人没有任何表情，它们和人毫无相通之处。”[3](P319)事物本身没有人赋予的“本质”，其表里一致，都是非形而上学的物质。人对于物只能是物质上的利用关系——人可以为物质的目的而利用世界，可以探求关于事物的物质构造、功能以及起源知识等。但是，在道德、心理和精神上，物与人毫不相干。事物本原的性质决定了它们无法回应人的心灵、情感和喜怒哀乐。“人看着世界，而世界并不回敬他一眼”。[3](P324)事物独立于人，无所谓“人性”。物我既不同性，又不同源，也没有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事物就是事物，人只不过是人”。[3](P319)物我关系归根结底是一种距离关系。只有清醒地认识物我之间的距离，清醒地认识事物从来就没有而且永远也不会具有人性、从来就不是而且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人类精神的栖息之地，人类本身才不会感到痛苦，不会陷入任何眩晕，因为“他的心不再需要一个安身之处”。[3](P325) 二、应否对物进行人化描写？ 格里耶认为巴尔扎克之所以对物进行人化的描写，是因为他奉行建立在人类中心概念基础上的传统人道主义。传统人道主义的根源是对人的本性的信仰。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上，传统人道主义者宣称人处处皆在，“人是一切物的理性，人是宇宙的关键，人也是他的自然的主人，具有神性的权利”。[4]在把人当成宇宙中心的同时，他们也把人的本性无限扩张为万物共有的本性。既然人是宇宙的中心和主宰，人的本性也就必定是万物的本性、万物的源泉。“宇宙和我只有一个共同灵魂，一个共同的秘密。”[3](P323)在这种信念的指引下，人不由自主地渴望物我交流，渴望在物我交流中实现人的霸权，得到精神的寄托。传统小说就是一种物我交流的形式。为了实现物我交流，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传统作家把事物通通描绘成具有“人性”的东西。他们自称为物而写、与物同在、置身物内，而实际上无视事物的客观存在，无视事物的不透明的实体状态，在人与物之间架起了虚幻的精神桥梁，把物我关系当成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他们奉行“以人易物的原则”，给事物安上一颗“浪漫主义的心”，赋予所有的事物以一种假冒的人文内容，给事物裹上带有欺骟性的思想感情的罗网。于是，“人淹没在物的深度中，终于看不见物了；他的作用仅限于以它们的名义去体验一些纯粹人化了的印象与愿望。”[3](P332)“结果，在这个充满了物件的宇宙里，物件对于人来说不是别的，而只是无限地反映着人本身形象的镜子。它们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用人的眼光回敬人。”[3](P333)巴尔扎克式的“以人易物”的写物方法错误地把世界当成人，违背了客观事实，混淆了物我关系。他们所奉行的无限扩张的“人性”观是一种虚假的神话。这个神话既体现了人的狂妄自大，又体现了人企图把事物当作避难所的软弱无知以及人在精神上对事物的天真幼稚的依赖。它以其欺骗性阻碍人们正确地认识物我关系。它不但不会给人以更大的自由，而只会限制人的自由；不但不会有利于人的生存，而只会有害于人的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