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6）06 —0084—04 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似乎一直都笼罩在西方／传统这样一组“二元对立”当中，也就是说，外来的西方文化与文学批评的思维与概念直接牵动着它，同时，中国自身的文化与文学批评的思维与概念也左右着它。前者总是伴随着“走向世界”的开放的大潮，人们很容易地承认，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从根本上说就不是独立自主的结果，而是在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模式的影响和渗透下的演化，在已经过去的将近一百年中，借助于近代以后逐步输入中国的各种系统化的西方理论，现代中国的文学批评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阐释模式与概念系统。后者则往往作为前者的某种对抗性力量，与“民族文化的复兴”联系在一起，每当前述的那些西方文化与文学批评概念不断形成对我们的挤压，以至迫近我们的心理底线之时，我们也会出现另外一种形势的“反弹”，那就是竭力标举“民族化”与中国古代文论的大旗，试图借助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力量反拨外来文明的挤压。 如果我们承认，“走向世界”与反抗外来的心理压迫是一个无法简单改变的事实的话，那么也就理解了这组“二元对立”长期存在的现实。 当然，理解历史的事实是一回事，而分析和挖掘其中的问题则是另一回事。 时至今日，回顾百年文学思想史，我们逐渐发现，处于这样的“二元对立”结构中的中国文学批评的概念实际上始终与一种难以言说的尴尬相纠缠：不可否认的是，外来文化在“突入”现代中国的时候也介入到了我们文化的“结构”当中，这样，它们的一些概念包括思维方式在成功参与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思想建设的过程当中也逐渐融入了我们的“本土”，与中国文学或文化的实际现象有了更多的贴合，因而显得行之有效；然而，毕竟还有另外一些概念根本就不可能脱离开固有的文化背景与知识体系，只是由于某些特殊的历史力量（诸如追赶外来新潮或服从意识形态的要求等等）的作用而大行其道，在这个时候，一些进入我们现代批评语汇的外来概念与中国自身的复杂现实之间始终就存在不同形式的隔膜。而在我看来，严重的倒不是这样的隔膜本身，而是我们面对于隔膜所表现出来的冷漠甚至顺应：由于历史发展的种种原因，其中一些没有经过严肃勘定的概念已经构成了我们基础知识的一部分，而我们显然又无力作新的拷问和反省。 在某种意义上，不时传响的“民族文化的复兴”吁求可以说也是一种反省，然而，可惜的是，借助于西方／传统这样一组简单的“二元对立”所形成的力量并没有指向现代批评建设的复杂形态本身，它更多的不过是一种情绪的表征，而且它试图复活的传统文化与文学批评，同样可能存在与现代中国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概念同样无法准确传达现代中国人的文化与文学感受，仅仅就文化背景的隔膜而言，其实取法传统与取法西方并无什么根本的不同。过去我们常常喜欢用“本土”一词，似乎西方属于外来，因而便不是“本土”，中国古代依然属于中国，所以它就是“本土”，这样我们常常在讨论“外来文化的本土化”，似乎这一命题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但与之同时，却从来没有讨论过“古代文化的本土化”，似乎这一问题根本就不成立，似乎古代的中国天然地就与现代的中国遭遇着相同的问题。显然，如果提升到文化的“问题”层面，如果我们承认任何的文化与文学批评归根结底都不过是对当下“问题”的发现和分析，那么，那种超越时空的“本土”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应该关注和讨论的是有具体“问题”的本土，是“现代”时空条件下的本土，这样的本土，既不应该成为外来思潮的附庸，也不会就是古代思潮的后缀。 提出“问题”的本土观，其实便是将包括现代中国文学批评这样的“本土”事件与我们自己的主体性联系起来：无论对于异质文化概念的单纯的顺应还是对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简单“追慕”，实际上都是我们自身文学批评丧失主体性的表现。它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中国文学的言说脱离中国自己的文学现实，或者西方近现代文学理论纷至沓来，中国文学几乎就成了外来理论的实验场，一时间，能否不断追随西方“与时俱进”在事实上成了衡量一位批评家、理论家的无形的标准；或者古代的文学批评被复活，现代的文学也可能被扭曲地卷缩在古代文学的概念体系中。当我们放弃当下，将自己的独立意志交托给外来文化或者古代文化，这是不是也体现了一种浓厚的功利主义心态呢？问题是或外来或古代的概念在脱离当下“问题”之后，能否完全描述我们自己的文学经验呢？鲁迅的小说是不是可以归结为西方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如果它真的属于“批判现实主义”，那么又如何理解其中被称为象征主义的东西？或者相反，我们称它是“文以载道”，称颂它所继承的中国古代小说的“白描”艺术，但对一生警惕儒家文化的鲁迅究竟与儒家的“文以载道”有着怎样的联系，或者说现代的小说艺术如何从古代的艺术技巧（如所谓“白描”）中脱胎而出，这里所需要的论证还很多很多，远非取法几个概念所能够解决。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早就有学者提出过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正名”问题：“用独立的名称指代中国现代的各种文化和文学现象，就是用它们自身的逻辑思考他们自己的特征，思考他们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思考他们自身演变的脉络以及与其他文化或文学现象的关系（其中也包括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和外国文化的关系），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看到我们自己的现代的文化与文学的历史。”[1] 我以为，建设和发展现代中国的文学批评，这是一条必由之路。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这一项卓有意义的工作尚没有系统展开。 在我个人的设想当中，这一工作至少可以包括几个重要的部分。 1.现代中国文学批评模式主要问题的检讨与反思。总结近百年来中国文学批评的基本模式并加以检讨。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三大主导模式中所存在的问题：一是文学作品分析中的“中外文学交流与影响”的模式，这一模式的问题在于可能形成对创造主体独特体验的忽略，将“影响研究”简化为异域因素的简单“输入”与“移植”；二是文学理论资源不断向西方批评“归宗认祖”的认识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中国批评将相当的精力放在向西方话语溯源而非解决现实的问题之中，仿佛中国文学批评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中国文学自己提出来的，它们不过就是西方思想早已揭示的普遍问题的一个局部的证明；三是从机械的理论立场出发，不断制造评价体系的“二元对立”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