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820（2008）02-0103-04 一、文学经典的界定 本文对文学经典的界定，与当下的热点问题“红色经典”的概念是有区别的。“红色经典”的“红色”带有特定时代的颜色政治象征意味，该词指建国后取得了主流的统治地位、具有激进的革命政治色彩的作品。经典的内涵既具有实在本体的意义，又必须在文化政治等外在因素参与建构的关系之中去认识。而本文认为文学经典通常具有如下两个特点。第一，经典是指那种能够穿越具体时代的价值观念、美学观念，在价值与美学维度上呈现出一定的普适性的文学文本。“经典作品只是在事后从历史的视角才被看作是经典作品的。”[1] 它体现了文学文本作为历史事件对当下生存主体在美学维度上产生的重大影响，体现了作为个体的文学文本对历史的穿越，表现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与文化语境中就是那些在该语境中处于中心地位，具有权威性、神圣性、根本性、典范性的文学文本；第二，经典是一个处于流变之中的概念，对真理的认定标准因批评者价值立场的差异而不同。“经典”有着流变的命运与历史，是一个在各种价值体系中不断被建构的概念。并不见得一定是时间在淘洗经典，因为经过漫长时间流传到今天的很多作品之所以是经典，是文化建构的产物。就本文的研究目的来看，“主要不是讨论‘经典’的定义，讨论哪些文本应该成为‘经典’。而是关注当代的文学经典重评这一现象，关注‘经典’评定的不稳定性，它的变动，这种变动所表现的文学变迁”[2]。例如，在解放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艺大众化的肯定，使得乡土作家赵树理等人享受文学“经典”的殊荣。“文革”中，根据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政策，经典之界定完全以作家的政治动机为主，《金光大道》及样板戏等几部思想“正确”的作品被尊为经典。可见，文学作品的经典化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权力建构，同时也往往附带获取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文化权力。 我对于文学“经典”的概念要做出大体的认定，但是关注点不是文学经典的性质和特征，而是为什么要以“这些”经典作为批评对象，对于这些“经典”的批评反映了什么样的“批评观念”，以及这些批评规范是如何通过“批评”建构起来的。 二、文学经典的建构类型 将“经典”提出来进行讨论，本身已经潜藏着一种评价标准。为了懂得文学经典形成的历史背景，我们必须把文本的生产和接受看作它的历史。我们必须懂得文学的历史不仅是我们读什么的问题，谁读谁写的问题，还有创作何种（或流派、风格）文本和为哪一类读者而创作的问题。佛克马、蚁布思在《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中认为，“在中国，现代经典讨论或许可以说是开始于1919年，而在1949、1966和1978这些和政治路线的变化密切相关的年份里获得了新的动力”[3]。文学批评的经典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历史的产物，它与经典本身作为一种文化权力是紧密联系的。通过以1949年作为历史转折点，其具体形成过程分为共时与历时两个方面，考察建国前后两个时期的文学批评状况，我们发现文学经典的确立与颠覆具有五种类型。 第一，在1949年前被视为文学经典的遭到颠覆。如胡适、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徐志摩、沈从文等自由主义作家的作品被边缘化，而这其中大部分作家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得到很高的评价。 第二，在1949年之前未进入经典行列的被确认为经典。通过文学选集和丛书的形式确认了一批文学作品的典范位置。例如，《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于1949年共出版58种，1950年编选新的文艺作品10种，修订或经作者校阅重印文艺作品16种。“本丛书选编解放区历年来，特别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各种优秀的与比较好的文艺作品，给广大读者与一切关心新中国文艺前途的人们以阅读和研究的方便。”① 这些作品被认为“是实践了毛泽东文艺方向的结果”。 第三，在1949年之前被确立为经典的得到重新阐释。这种阐释包括对新文学传统重新评价的理论阐释以及对作品的再解读。这种颠覆与重构反映了“一体化”与阶级论占主导的文学观念的确立。中国现代文学尤其以鲁迅作品的不断阐释为主要代表。周扬深谙鲁迅作品的时代价值与教化功能，他郑重其事地强调：“我们必须批判地、创造性地继承‘五四’的遗产。我们应当首先整理和研究鲁迅地著作，它们是“五四”遗产中最光辉、最重要、最有价值的部分。”② 外国文学方面，1960年冯至总结外国文学研究成果时说，建国以来学术界产生了一系列论文，“尤其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外国文学研究的新生力量日渐成长，他们站在今天社会主义立场上关于个别欧洲古典名著的评价初步进行了新的探讨”[4]。这种新探讨无疑更全面地体现出了社会主义的文学批评观。 第四，已取得文学经典地位的作品其影响得到确立并且不断强化。包括已经为历代文学批评或主流意识形态批评所确认的、文学史地位牢固不可动摇的经典。例如，1952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计划进行我国古典文学名著的校勘和重印工作。其计划包括《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儒林外史》、《聊斋志异》、《西厢记》等名著的校勘重印，注释出版屈原、曹植、陶渊明、李白、杜甫等人的选集或全集，编写著名作家的传记等；也包括40年代在解放区的文学作品，如赵树理的小说、李季的诗歌、歌剧《白毛女》等在当代进入了革命经典的序列。1947年陈荒煤对赵树理作品的典范意义进行了总结，首先，赵树理的作品被认为是边区文艺创作的最高成就和评价的标尺。“大家认为，要检讨一年来边区的文艺创作，最好对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有比较一致的认识：他的作品可以作为衡量边区创作的一个标尺，因为他的作品最为广大群众所欢迎”。接下来进一步将赵树理的创作作为未来文学发展的方向。“大家都同意提出赵树理方向，作为边区文艺界开展创作运动的一个号召！”最后，陈荒煤对赵树理作品的典范价值进行了概括总结。“第一，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政治性是很强的。他反映了地主阶级与农民的基本矛盾，复杂而尖锐的斗争。他是站在人民的立场来写的，爱憎分明，有强烈的阶级情感，思想情绪是与人民打成一片的。”“第二，赵树理同志的创作是选择了活在群众口头上的语言，创造了生动活泼的，为广人群众所欢迎的民族新形式。”“第三，赵树理同志的从事文学创作，真正做到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他具有高度的革命功利主义，和长期埋头苦干，实事求是的精神”③。“赵树理方向”的确立雄辩地证明了解放区文艺路线的正确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