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712.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1)03-0076-07 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W.said)是当代西方后殖民理论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他的后殖民理论也是在吸取前人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对赛义德产生影响的众多理论家中，福柯和德里达是最重要的两位。正是他们二人的理论为赛义德的后殖民理论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支柱。赛义德的后殖民理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东方学进行剖析，揭示出东方学的实质——东方主义、文化霸权主义或霸权话语；二是探索话语革命的策略，提出消解话语霸权的方式——争夺话语权；三是建构一幅未来社会理想的文化蓝图——作为自由游戏的杂交文化。大体说来，赛义德分别用福柯的知识与权力关系理论和权力与反抗关系理论，来剖析东方学和探索话语革命策略，用德里达的延异理论来建构理想文化蓝图。 一、用福柯的知识与权力关系理论来剖析东方学 东方学是研究东方的一门学问，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东方学泛指一切研究东方的学问，既包括西方人对东方的研究，也包括东方人自己对东方的研究。狭义的东方学则单指西方人对东方的研究，它在英语中被称为Orientalism。赛义德要剖析的就是狭义的东方学。自从东方和西方之间有了交往，就有了西方人对东方的研究。由于古代东方和西方之间交往规模比较小，这种研究也没有多大规模，还不成气候，很难严格地说形成了一种“学问”。随着近代西方大工业的发展和西方列强对东方弱国的大规模扩张，作为一种学问的东方学也就确立并繁荣起来。赛义德所剖析的就是近代以来，主要是18世纪末以来的东方学。 剖析东方学要有一个理论基础。为此，赛义德有福柯那里借来了知识与权力关系理论。福柯通过对知识进行考古学探索，发现知识与权力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说：“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1](P31)传统的观点认为知识是对实在的客观反映，它是中性的东西。福柯通过对癫狂、犯罪和性变态等方面的知识的考察，提出了与传统观点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知识由于受到权力的影响而不再是对客观实在的真实反映，它已成了非中性的、具有权力特征的东西。在他看来，权力无处不在，它充斥于各种知识领域。对于知识来说，权力已不是外在的东西而是内在的东西。他说：“权力关系并不外在于其他形式的关系（经济过程、认识关系和性关系），相反，它们内在于其他形式的关系之中。”[2](P68)这就是说，知识和权力是合二为一的东西；权力就存在于知识之中，它是知识的根本特征或本质。 赛义德把福柯的这一结论用来剖析西方人研究东方的东方学。赛义德认为，东方学知识同福柯所考察的知识一样，它也不是对真实东方的客观反映，它也充斥着权力。不仅如此，权力在东方学中的表现比在其他知识领域中的表现更为明显。他说：“权力与知识的并存在近代语言学历史中远没有在东方学中那么突出。”[3](P343)东方学家们自以为他们对东方的研究反映了真实的东方，而实际上，由于受到权力的污染，根本反映不了真实的东方。他说：“关于东方的知识，由于是从权力中产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创造了东方、东方人和东方人的世界。”[3](P40)因此，东方学中的东方是西方人虚构出来的，是对真实东方的歪曲。当然，这种歪曲并不都是有意识地行驶权力，往往是无意识地为之。但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它们都表明东方学是权力的产物。因此，决定东方学知识的是一种权力，而不是作为实在的东方本身。东方学知识由于是权力的产物而具有权力的性质，从而使这种知识成为一种权力知识。 既然东方学知识是一种权力知识，那么它就不再是一种客观知识，不再是一种纯粹学术性的东西，而成了一种具有意识形态性的东西。因此，东方学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学科，而从实质上看却是一种主义。据记载，Orientalism一词是在1769年由霍斯沃特首次使用的，当时以及后来人们都用它来指称西方人对东方世界各个方面进行研究的诸学科的总称，并没有“主义”这一带有意识形态性的含义。赛义德赋予Orientalismi一词以“主义”这一新含义，从而使Orientalism一词具有双重含义：一是东方学，二是东方主义。东方学是表面现象，而东方主义则是内在本质。另外，赛义德还从词源学的角度来论证他的这一观点。Orientalism的词尾恰好是"-ism"而不是"-logy"，所以赛义德说：“Orientalism一词的词尾'ism'就强调了它与其它任何学科的不同。”[3](P50)东方学作为东方主义，突出了其中包含的权力和意识形态含义。东方学的权力是一种知识权力，而知识是一种文化，所以这种权力也就是文化权力。进而，赛义德借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把东方主义称为文化霸权主义。他说：“在任何非集权主义的社会，某些文化形式支配着另一些文化形式，正如某些思想比另一些思想更有影响力一样；葛兰西将这种具有领导权的文化形式称为霸权，要想理解工业化西方的文化生活，霸权这一概念是必不可少的。正是霸权，或者更确切些说，是文化霸权运作的结果，使东方学具有我一直在谈论的那种持久性和强力。”[3](P7)这样，赛义德就用更具体的霸权(hegemony)这一概念来取代福柯的较为一般的权力(power)概念。当然，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虽然更具体一些，但是福柯的权力理论在赛义德的后殖民理论中起更根本的作用。因为赛义德同福柯一样，是从反本质主义立场来看待知识、权力和实在三者之间关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