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6）06—00 95—03 “时代精神”作为文学批评术语，成了批评家的一把重要标尺。一些批评家常以“时代精神”作为对现代文学作家作品评价时的一种基本衡量标准，呈现出唯“时代精神”就好的态势。然而什么是“时代精神”，批评家却很少关注，仿佛这不是一个问题。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批评家用这个术语进行评论时，用之不当和用之无用的现象屡屡发生，部分批评家用单一的、先入为主的所谓“时代精神”概念去任意套评现代的作家作品，使批评的视野变得单一、狭窄、封闭，使批评处于混沌不堪的状态。时代精神的含义模糊不清、标准不一，导致评价的混乱和失效，最终影响批评的效果。但人们却习以为常，鲜有去质疑使用“时代精神”概念中出现的问题。为了能对现代文学进行更有效的批评，完全有必要对“时代精神”概念进行一番清理和反思，厘清文学批评中的“时代精神”的真正蕴涵，无疑是有价值的。 一 “时代精神”作为一个外来的哲学术语，也常用于进行文学批评。马克思在致斐·拉萨尔的信中称：“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传声筒。”[1](p.169) 马克思对斐·拉萨尔写的《济金根》持批评态度，因为其作品忽视艺术个性，充当了时代精神的号筒。俄罗斯近代文学批评也常使用“时代精神”，不过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所谓“时代精神”，其内涵主要是对现实生活的否决，对国民劣根性的无情嘲讽与彻底批评。在批评的意义上，作家找到了与“时代精神”的契合点。中国评论家对“时代精神”也有自己不同的见解。胡适更强调文学要反映时代要求、时代精神；梁实秋认为文学家并不表现什么时代精神；郁达夫十分肯定时代精神与作家艺术个性融合的重要性；茅盾评论常在作品中发掘作家的精神个性和时代精神特征的艺术表现；周谷城认为各种“具体作品”都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后来有相当一部分评论家过高地评价具有时代精神的作家作品，使“时代精神”变成了有进步倾向的同义语。由此可见，评论家对文学作品中的“时代精神”的认识是有差异的，所以深入理解及把握“时代精神”在作家作品中的“表现”，对其作出合理的评价就显得尤为重要。 追溯起来，“时代精神”这一概念的具体指涉，文艺术语没有对其作出明确的界定，有一些论述散见于学术论文中；倒是哲学术语有提及。唯因其复杂，“时代精神”在现代文学批评中，是抽象模糊的，是一个含混不清、漂浮无定的概念。有人认为“所谓时代精神，就是时代的主潮、时代的脉搏、时代的灵魂，就是时代的旗帜和本质”[2](p.30)；有人提出“时代精神是一定领域、时期的社会需要、价值观、道德观和思维方式形成的思想文化潮流”[3](p.22)； 有人认为“体现于社会精神生活各个领域的一定历史时代的客观本质及其发展趋势。它集中体现于社会意识形态中的那些代表时代发展潮流，标志一个时代的精神文明，对社会生产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思想”[3](p.1329)；有人认为“时代精神作为文艺学说上的概念，首先不是看其阶级属性、历史作用，而是着眼于某一国家、民族在具体时代里所反映出来的精神面貌的主导因素，也就是一个时代的主导的思想潮流、社会风气、精神状态所标志的典型特征。人民群众是时代的主体，因此，一时代的时代精神归根到底也就是人民群众大多数所体现出来的主导的思想潮流、精神状态”[5](p.29)；有人认为“时代精神是一个复杂的整体”[6](p.21)；有人认为“时代精神，既不是各种不同精神‘汇合’而成的大而空的抽象概念，也不等于从西方现代哲学和文学引进来的‘现代意识’，而是居于时代前列，推动中国历史和文学进步的社会变革精神和艺术精神”[7](p.113)；有人认为“从历史看来，既有先进的时代精神（这通常是历史剧变时期、革命的年代、阶级斗争尖锐化的阶段），也有腐朽、反动、停滞、落后的时代精神。此外，也还有双方呈相持、均衡局面的时代”[8]。综上所述，“时代精神”概念的不同阐释如此之多，直接造成使用中的混乱。由于认识的差异，很难达成共识，不用说，简单地接受其中的某一种并将其教条化为定论，是完全有悖于“时代精神”这个重要的理论术语的。看来，人们寻求“时代精神”的完整内涵，有一定的难度，并导致评论时都用“时代精神”这个重要的批评术语，不过遗憾的是，当用这个概念进入现代文学的批评实践时，其各自的弊端便显露出来。 二 对现代文学的作家作品，一些批评文章，缺乏对作品本身的真切体验与感悟，只是依据各自的“时代精神”概念，对作品进行套裁，由于对作家作品的“时代精神”内涵评价的不确定性，导致评价的空泛和偏执。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在作家的生活阅历、知识层面、社会环境下触摸时代的某些精神现象、精神潮流，不可能全面地反映时代精神的各个层面。所以，作家都是通过作品艺术地体现时代精神的某些方面，而非全方位展现其时代的精神，每一位作家在作品中所反映的“时代精神”都是具体的、有限的，任何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作品的“时代精神”的简单评判，都是缺乏对作家灵魂的探险，缺乏对作品世界的深层体验，缺乏对社会深刻的体认。因为从五四到解放之前的社会，文化领域和政治经济领域常各行其是，现实生活的多向性和多重性，以及构成时代的要素的多样性，决定了多种时代精神的并存，时代精神呈现复杂性、多元化的特点，反映在现代文学作家的作品中，就具有多层次多角度的特点。而一些评论者往往在批评的实践中形成批评套路，在分析作品的内容时，只是对现代文学中的“时代精神”进行指认，总要加上一句“某某作家作品反映了时代精神”，还习惯于把不同时期的作家作品所体现的“时代精神”统一说成“表现了时代精神”、“尽量反映时代精神”、“富于时代精神”、“有力地表现时代精神”、“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等。问题是，不同作家作品的时代精神的内涵应该是有所不同的，即使是同一个作家在不同时期所表现的时代精神也有可能不同，不少评论文章却忽略了这些文学事实，不能具体指出作品所表现的时代精神内涵，不能对作品中的“时代精神”进行完整和具体的科学评价，而是笼统地用上“时代精神”这个术语，导致内涵的不确定、含混、大而不当、大而空。如有人就把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夏衍、田汉、曹禺、闻一多、冰心、艾青、赵树理、贺敬之、郭小川、孙犁、杜鹏程等作家的一些作品放在一起来说是“有力地表现时代精神”，这种空泛的评论没有能够深入分析具体的作品究竟是什么样的“时代精神”，而仅仅停留于作结语式的点评，其意义有多大，实在无法言说。不同评论者读同一部作品还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其标准皆是时代精神。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时代精神”内涵进行更为准确的把握，既要重宏观评价又要对具体文学作品所蕴涵的“时代精神”做深入而细致的剖析。例如，仅作品表现五四的时代精神所蕴涵的意思就非常丰富，有反帝反封建、科学民主、自由、破旧立新、狂飙突进、个性解放、反叛与创造、革命、乐观主义、青年们的烦恼悲哀等，关键的是，批评文章要一针见血地指出是什么样的时代精神，要对“时代精神”本身作出合理的评判，否则，评论永远飘在不切实际的上空，大而空泛，不知所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