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6）06 —0098—04 一 在中国文学通往现代性的路途中，民族性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近代以来，由于军事上的屡屡受挫，在世界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不得不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向西方学习，“西学东渐”成为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中国文学是在对抗世界霸权、追求民族独立的过程中，开始文学现代性追求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1](p.56)，成为近代中国人的文化理想。如果说，“取今复古”是一种文化态度，“别立新宗”则是一种文化目标。“别立新宗”的最终目的不是要泯灭中国人的民族身份和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色，而是要在世界格局中强化中国人的民族身份与获得文化认同。因此，民族性话语其实是整个新文学发生发展的背景和意义指向，它产生于近代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碰撞中，并在学习西方与抵制西化的不同文化力量中得以凸现。 现代性和民族化就像一对难分难解的同胞兄弟，成为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具体要求。同时，它们也像一对苦大仇深的冤家，由于内涵有交叉而外在边界模糊，时常在解构对方中强化自身。只是人们常常忽视二者的兄弟情谊而突出了冤家情结。这在90年代以后的文化思潮中体现得更加明显，后殖民主义理论兴起、保守主义思潮盛行，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文化反思中伴随着民族主义的伸张……民族性概念似乎形成对现代性话语的天然对抗。虽然这种对抗不无意义——如果说，“现代性”概念及其知识体系为20世纪中国文学开拓出一个新的批评空间，那么，民族性概念及其隐含的文化态度则对这个批评空间进行了一定的制约和规范——然而，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来说，民族性要求和现代性诉求果真水火不容吗？ 民族性话语并不自90年代始，近代以来，民族危机感与文化优越感在中国人的文化心态中并存，民族性的呼唤也就伴随着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此起彼伏，不绝如缕。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常常使民族性话语的每一次强调都充满着激情，它昭示着强烈的文化自信，同时也充满了矛盾和对抗，因为每一次强调面临的时代问题不一样，概念的出发点和具体针对性也有差异，这使得民族性概念的内涵歧义重重，飘浮不定，往往在相同的话语之下隐藏着不同的文化态度，在表面的认同中凸现着巨大的认识差异。这种情况的存在使真正的学术对话无法真正展开。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追溯中国学术话语的来源，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寻找其原始的或者核心的意义指向，以检测中国学术话语的准确度。然而，任何话语的产生都是一个鲜活的历史过程，异域的文化理论在新的时间与空间中具有的新的意义与用法，这种情况与其说是理论在旅行过程中改变了原有的形态，不如说在外来词语的启发之下，一种新的理论在本土环境中被创化出来。[2](p.36)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观念源于西方，但是它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之中已经具有了自我的生命力。在某种意义上，如果把这一概念从具体历史背景中抽取出来，民族性不过是一个巨大的空洞。因此，对中国学术界而言，重要的不是对民族性的概念进行正本清源，虽然这一工作也有其理论价值，但是将术语的使用与使用的背景分离，无疑割断了话语产生的历史过程，联系具体历史背景对民族性内涵进行梳理，思考它隐含着的对中国文学发展方向的态度和要求，也许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二 正如现代性这一概念充满歧义一样，民族性也意义模糊、飘忽不定。它常常具有以下几种意义： 1.崇尚传统，弘扬国粹 所有的民族性话语都天然地指向对历来文化传统的热爱，不过，将民族性等同于传统性大概源于这样的思路：一个民族长期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下会形成一定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审美需求等，过程漫长而载体丰富，通过传统文化代代传承，离开了传统文化，民族的独立性就无以体现。对20世纪的中国而言，文化的特性是在一个被迫敞开的空间中呈现的，具有共时性的空间着重强调了民族的落后与屈辱，而历史和传统才能使屈辱中的中国人紧握住绵长的时间予以的民族骄傲感。这样，崇尚传统，弘扬国粹成为民族性的核心内容。 在弘扬国粹的过程中，在文化态度上，有复古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区别，在所针对的时代课题方面，也有因为时代风尚而带来的变化。清朝末年，国粹派是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它以宣扬国粹来激发人们的爱国精神、革命思想，其目的和意义正如章太炎所言：“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3](p.269) 言语中洋溢着浓烈的爱国情绪，也流露出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立场。新文化运动开始，打到孔家店、废文言倡白话等一系列行为，冲垮了旧学的堤坝，林纾、章士钊等人高举的民族性已经成为卫道之举。复古主义渴望在以反传统为主调的五四时期力挽狂澜，以传统道统为理由保护传统，保守主义则在西方文化的缺陷中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之优长。留学欧美、深谙泰西之学痼疾的学衡派试图将“倡明国粹”和“融化新知”结合起来，走一条稳健的折衷的文化保守主义的道路。这种呼声似乎在90年代以后以新儒家为核心的保守主义中获得回应，在全球化语境之中，新儒学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把儒家传统视为医治西方工具理性的膨胀的救世药方。在学术领域，国学热体现为对传统文化的再阐释，强调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及其在未来世界的重要作用。此外，一些青年学者从后殖民主义的立场出发，主张恢复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抵制西方文化霸权，以“中华性”、“东方主义”代替“西化”、“现代化”。“告别革命，远离政治，疏远主流，淡化意识形态”成为90年代文化思潮的新特点。这与商业化兴起之后的大众文化心理不谋而合，又在弘扬爱国主义的精神气候与民族主义的话语背景中获得合法性和某种正统地位。 将国粹与爱国等同起来，对传统的厚爱中，偏爱与错爱也就难免。其实，民族文化也好，传统也好，从来都是好坏参差，“在文化全部实有之中，我们不可有意或无意把我们认为‘好的’或‘要得的’看作是文化，而把我们认为‘不好的’或‘要不得的’看作不是文化而只是‘历史中的偶然’……就中国文化而论，孔孟之教，《四库全书》，文言文，白话文，仁、义、道、德、孝、弟、忠、信固然是文化，撒谎，走八字路，包小脚，后花园里埋婢女，还是文化。从认知作用来看，他们全在同一平面之上。这是对文化的科学态度”[4](p.39)。文化中的糟粕是指那些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压抑现代人正常需要的文化禁忌，如果在民族特色和文化多元化的名义之下对之加以宽容和保护，那便是故步自封、坐以待毙的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