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03)02-0018-06 安德烈·马尔罗是社会活动家、介入政治的小说家和哲学家，也许更是个唯美主义者。从1926年起，他放弃了传统的人道主义观念，力图从艺术哲学的角度将人们引入到一个崭新的世界中。他不懈地透过人文作品的美学形式来探索信仰的实质和含义，或者至少要表现人类与命运进行抗争的强烈愿望。马尔罗的作品以非常独特的充满文化哲学思辨并且有时还是抒情的方式，探索了人性中蕴含的艺术财富，颂扬了那些能够战胜死亡并嬗变成永恒的各种形式的艺术创造，向我们展现出了一幅幅惊心动魄的人类生存图景，引导我们去发现历史和文化的永恒。对马尔罗来说，艺术即反命运，因为它创造了生命的永恒。 一、文化哲学视野中的形式世界 按照英国批评家德伦西·豪克斯的理论[1]，形式主义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俄国，该流派将形式视作一个有效的交际工具。既能独立存在又富有表达力的形式，在得到了韵脚、想象、暗示等手段的帮助之后，发展了文学创作的语言，以至于语言扩大了其影响力和使用范围，不再局限于它原来习惯扮演的角色。形式主义者的兴趣集中在文本的结构上，因为文学，宛若造型艺术，是不朽的人类活动，有其自主的一面，有适合她自己的规律和评判标准。 如果在形式主义的艺术及文学理论和马尔罗的艺术及文学理论之间存在着某些相似性的话，马尔罗的思想显得更为深刻，因为后者的理论不仅涉及了艺术家们那极具个性的不断更新的形式和风格，还反映了作者的思维方式。 安德烈·马尔罗的文学理念和他对艺术世界的长期思考都是对艺术创造的重新诠释，他给艺术形式赋予了新的含义。作为小说家和艺术批评家，马尔罗十分成功地把艺术家的敏感性、其天生的表达能力与造型艺术紧密地、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他在创作中非常重视使用那些表达色彩和形式的词汇。“每时每刻，作家借助各种手段从视觉记忆中调出储藏在想象博物馆里的那些千变万化的景象。”[2]马尔罗的小说充满了浪漫的传奇色彩，从他的作品中人们能够读出一个幻想的世界，一个用语言描绘出来的富有造型美的艺术世界。艺术形式始终是马尔罗关心的首要问题，而变形则是艺术发展的必然和艺术生命的固有规律。 安德烈·马尔罗认为，形式是艺术作品实现的终极，形式本身已经具备了自主性和美学观念。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各种形式除了具有传递信息的功能外，它们本身还具有独立的品质和自主的特性。形式可以脱离事物的内容而独立存在，它们有表现自身特点的艺术价值。因此，一部作品的独创性就表现在其新颖别致的形式中。马尔罗写到：“诗人不是依据非形式去赢得读者，而是靠他欣赏的各种形式，小说家也一样。”[3] 根据当今社会比较流行的美学理论，造型艺术的主要目的就是追求美学效果。例如，一件雕塑作品无论是表现崇高或丑陋，其主题无不借助形式的表现力获得生命，视觉的冲击力犹如理性思辨的润滑剂，使人们的心灵在与作品的对话中得到升华。但是，雕塑艺术不单单是美的艺术，各种形式变成了造型艺术的现实，它们表达的和象征的真实要比美更加深刻，即反对把人类生活溶解在虚无中的强烈愿望。马尔罗指出：“如果雕塑作品的功能是确保作者生命的延续，那么作品的风格足以把它们与死亡的表象分割开来，使死者通向永恒的彼世。”[4]下面这个例子就能很好地阐释清楚马尔罗的此番思想：在中国北方的西安市附近，由7000名兵马俑组成的一支军队守卫着死于公元前210年的秦朝第一个皇帝的陵墓。1971年兵马俑遗址被发现，它们中的一部分被挖掘出土并得到了修复。通过这些奇特的不能开口说话的面孔，人们不仅见到了昔日的文明，还了解到了在久远年代民族的愿望、生活、历史，古代的不知名的艺术家们正是通过创造这些既质朴又威严的泥塑来实现超越时间和虚无的愿望。 在文学方面，马尔罗深深地感受到了在小说创作和形式的聪慧之间所形成的紧密联系。“小说沿着形式的边缘展开；人们从各种形式的角度来欣赏小说（结构、强度、种类、风格），但是，小说又以其方法的流动性成功地避开了范式的制约，因此，我们在小说中找到的是一个领域而非一种体裁。”[5]正是在文学领域里，马尔罗在长达20多年的小说创作中不停地求助于形式创新这个精灵。 且以马尔罗小说中最为古典的《人类的命运》为例来说明上述观点。所谓古典，是指形式优先，敏感性和想象力受愿望和才智驾驭这样一类文学作品。作者通过文学创作把古代的悲剧搬移到我们生活的世界中来，用现代的语言去演绎它、诠释它。他写到：“现代小说，在我看来，是人类悲剧的首选表演形式。”[6]这部小说的人物刻画得非常成功，有力度，有深度，形象突出，个性鲜明。读者可以注意到，他们被塑造成某一群体的形象代表，一个个栩栩如生。每一个角色就是一个声音，各个角色之间呈互相依托和映衬的关系。当然，现实或典型在文学创作中有一席之地，但只能占据次要的位置，小说家只是为了创造他自己的世界时才使用真实。他们不为叙述而表达，他们的表达是为了创造，生活中的真实只是艺术创作的酵素。“安娜·卡列尼娜这个形象是不可磨灭的。不是因为她与生活相像，而是因为她与生活不像。为什么人们不把托尔斯泰叙述的情节用照相机拍下来，既然他讲述的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人们拍下来的东西从来就不是他所叙述的东西，同时，他叙述的东西也从来不是过去如实发生的事情。”[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