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分三个部分讨论了“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首先揭示新历史主义产生的历史语境，认为诞生于80年代初的这一文化思潮是对“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批评的双重扬弃，强调对文学本文实施政治、经济、社会的综合研究。其次，讨论格林布拉特“文艺复兴研究”的新历史观问题，指出格氏的真实意图在于打破传统的“历史—文学”二元对立，将文学看作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在历史语境中塑造人性最精妙部分的文化力量和符号系统，而历史与文学共同构成一个“作用力场”，并使那些伸展的自由个性和升华的人格精神在被压制的历史现象中发出新时代的声音。最后，阐释“文化诗学”的基本特征，即“跨学科研究”性质、“文化的政治学”属性和“历史意识形态性”。认为“文化诗学”事实上是延伸发展了一种“历史诗学”的概念，表明文学批评中的历史意识和社会批评方法重新受到重视。 关键词 历史主义 形式主义 新历史主义 文化诗学 历史语境 大历史小历史 意识形态 政治批评 大历史 小历史 权力话语 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是一种不同于旧历史观和形式主义批评的“新”的文学批评方法，一种对历史本文加以释义的、政治解读的“文化诗学”。 在“主体”与“结构”二元上，形式主义批评选择了结构和语言，历史主义批评选择了历史的客观决定论，而新历史主义选择了主体与历史。并且，新历史主义在对本文中心论和历史决定论的清算中，使“本文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本文性”得到关注，使“历史与叙述”、“政治解读与文化诗学”成为当代文论的热门话题。 一、新历史主义产生的历史语境 新历史主义诞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欧美文化界和文学界。这一思潮在70年代末已初露端倪，即在文艺复兴研究领域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批评方法，而且这种阐释文学本文历史内涵的独特方法日益得到西方文论界的认可，一大批新历史主义批评家也日益受到批评界的关注，其中较引人注目的有：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多利莫尔（Jonathan Dollimore）、蒙托斯（Louis Montrose）、维勒（Don E.Wayne）等等。 一种新理论往往产生于学科需要自我反思、自我更新的历史时刻。新历史主义之“新”是相对于历史主义（Historicism）之“旧”和形式主义批评之“冷”而出现的。 “历史主义”是研究历史（包括文化史、文学史和思想史）的历史哲学方法。近代以来，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意大利的维科、法国的卢梭、德国的赫尔德、英国的柏克、德国的黑格尔以及现代历史哲学家柯亨、克罗齐、狄尔泰、斯宾格勒、奥铿等等。尽管各人的理论基础不同、命题不同、视域不同，但在历史主义的基本内涵上，大致都强调历史的总体性发展观，坚持任何对社会生活的深刻理解必须建立在关于人类历史的深思熟虑之上；强调社会发展规律支配着历史进程并容许作长期的社会预测和预见；注重思辨的历史哲学以对被看作一个整体的人类历史总方向提供一种解释的模式；注重批判的历史哲学而将历史最终看作一种独立自主的思维形式。 这种“总体发展”的历史观，在本世纪初叶遭到形式主义和政治哲学家的批评。政治思想家K·R·波普尔在《历史主义的贫困》（论点产生于1919年—1920年冬，基本大纲完成于1935年）中认为：历史整体论、乌托邦主义、历史决定论存在着思想的盲点，“历史命运之说纯属迷信，科学的或任何别的合理方法都不可能预测人类历史的进程”。[①]他甚至相当偏激地认为：“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只能有各种历史的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后的解释，因此每一代人有权利去作出自己的解释。……历史虽然没有目的，但我们能把这些目的加在历史上面；历史虽然没有意义，但我们能给它一种意义”。[②]波普尔反对历史主义，他强调历史主义的总体计划要求权力集中，这种集中的权力因难以控制而会侵害个人的权力，这种“封闭社会”的乌托邦工程必然导致集权主义。波普尔的这一反“历史主义”理论，对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主义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其“开放社会”的非中心论、非权威论已被西方学术界普遍接受。 对历史主义发起进攻的另一主力是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和新批评。可以说，本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的走俏使文艺理论越出“历史”的轨迹而滑入“形式”的漩涡。经过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文艺批评在本文无叙述和无关联语义的支离破碎的文字片断中进行着一种互文性实验。随作家—作品—读者的中心位移，“作家权威”业已失效，“本文崇拜”已成逝梦，批评家成为本文意义的再生之父，“误读成为现代解读的独特锁钥”（布鲁姆语），至此，历史意义、文化灵魂都在语言的解析中变成了意义的碎片。历史主义终于让位于整个形式主义思潮。 在新历史主义正式命名以前，美国的文化符号学、英国的文化唯物主义、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第二代代表人物尤尔根·哈贝马斯）、法意新历史学派等，已经将“历史意识”、“历史批判”、“文化诗学”作为自己文化解释和审美分析的代码。这种完全不同于旧历史主义的文化历史诗学思潮，直接冲击着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语言操作和意义拆卸，使那曾一度淹没不彰的“何谓文学？”“文学与历史的本质意义何在？”“文学史的功能何在？”等根本性问题，又重新显露出来，逼得人们在艺术和生存世界的交汇点上，找到了失落之源，而朝新的历史意识迈进了一大步。这无疑为新历史主义的出场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并做好了精神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