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统考察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纯艺术思潮。由于以往人们研究现代文学思潮时，多从自由主义、唯美主义及社团、流派等角度切入，致使一些问题模糊不明。作者从非功用、超功用视角考察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纯艺术思潮的四次发展嬗变，对其在文学发展中的地位、性质、功能和文体方面的纯艺术追求做了估价，并站在中西文艺思潮的大背景上，考察了这一思潮形成的原因。作者还对纯艺术思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是非得失做出了估价，认为这一思潮的理论探索和创作实践尽管有这样和那样的缺失，但其作为战鼓外的琴声对于新文学的发展仍有积极的意义。 一、纯艺术：作为研究对象和视角 在中外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在文学的功用主义追求和非功用超功用追求这两种倾向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冲突和斗争。在中国，儒家的文艺思想渗透着经世致用的功用主义倾向，道家的文艺思想流露出清静无为的非功用超功用倾向，影响了后世的一代代文人墨客。当然，自汉代以后的两千多年里，儒家传统占据了主要地位，非功用的文艺思想始终只是作为支流和补充在局部范围内获得发展。 到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文学实现了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变。新文学从萌芽到发展壮大，其主潮始终以启蒙、救亡、革命等崇高而神圣的目标作为自己的最高使命和行为规范，带有强烈的政治化倾向。当这一主潮携雷挈电汪洋恣肆地席卷文坛时，也还有一部分人对此持反对和批评的态度。他们认为：“不论什么东西，除了对于外界的使命之外，总有一种使命对于自己。”“文学也是这样，而且有不少的人把这种对于自己的使命特别看得要紧。”[①a]他们或置身事外，或冷眼旁观，或公开反对，或婉言劝谏，奏鸣出与主潮不相和谐的副部主题，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中的“对于自己（即艺术）的使命特别看得要紧”的纯艺术思潮。 这种纯艺术的理论思潮并不是中国历史上道家文艺思想的简单继续或重复，它吸收了西方艺术本位的观念以及超功用美学等方面的思想营养，具有鲜明的现代色彩。它和西方的纯艺术理论思潮既有联系，又有一定的区别。这种理论思潮的主要特点表现为坚持和维护文学作为艺术的独立地位，强调文学以审美为基本内容的独特功能而否定或限定其社会功用性，突出文学纯粹的人性因素而否定或限定其多种社会性质，重视文学和其他文字撰述的区别而致力于其纯正文体的建设。 围绕着这一基本线索，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众多的作家、理论家进行了反复的研讨、探索和论争，并同功用主义文学观念形成了四次明显的对峙。新文学萌芽时期的王国维、蔡元培等人大力引进西方超功用的文学思想，他们同强调文学“新民”“新国”的功用意义的梁启超等人的思想差异构成了纯艺术派和功用派的第一次对峙。五四时期创造社标榜“为艺术而艺术”，与主张“为人生”的文学研究会对峙，形成了新文学发展中纯艺术派与功用派的第一次正面交锋。二三十年代，一些作家和文学派别先后与主张为革命而艺术的左翼文学阵营发生冲突，他们从纯艺术的基本立场出发，批评左翼的功用主义文学倾向。这中间包括新月派、周作人、林语堂等论语派、“自由人”、“第三种人”、沈从文和朱光潜等京派。他们和左翼作家之间的冲突和斗争是新文学发展中纯艺术派与功用派之间持续时间最长、交锋最为激烈的一次对峙。随着抗战的爆发，更多的作家接受了文学为抗战服务为政治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时，沈从文、朱光潜等一部分京派作家还在坚持纯艺术的理论追求，受他们影响的还有后来被称作九叶派的一些青年诗人，他们和功用化政治化主潮的冲突可以看做是半个世纪中纯艺术派与功用派的最后一次对峙，但其力量和影响都显得相当微弱。伴随着一个政治和文艺新时代的来临，这种纯艺术思潮很快便被功用主义的洪流所淹没，直到过了三四十年以后，才在世纪末听到了历史的回声。 上述这些作家和派别，排除他们各自在半个世纪的漫长历史中发生各种变化的因素，仅就其持纯艺术立场的这一阶段来说，他们的理论支点和视角各有千秋，提出问题的立场和目的并不一致，涉及的理论范畴有所不同，在具体观点上也颇多差异甚至分歧，但在文学观念的某些基本方面又是一致或接近的。他们的思想从不同侧面和层次汇聚到一起，围绕着追求文学作为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纯粹性和独立性这一点，具有共同或接近的艺术选择与追求，以此为基础形成了自足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潮流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产生了较为广泛和长期的影响，成为不容忽视和抹煞的文学思潮。 说这些作家或派别是纯艺术派或属于纯艺术思潮，所说的“纯”是具有相对性的。完全用西方的纯艺术思潮的特点作为标准来衡量，他们也许就不太“正宗”、不太“纯”。再拿他们的理论和创作相比，拿这个理论家、这个派别和那个理论家、那个派别相比，拿他们的这个观点和那个观点相比，“纯”可能都有高低上下之分，都具有相对性。但可以肯定的是，就其主要方面即追求艺术的独立性和纯粹性来说，又具有确定的共同性。正是由此出发，我们确认这一思潮“纯艺术”的基本特点。 说这些作家或派别是纯艺术派或属于纯艺术思潮，只有从一个特定角度对他们的文学史地位和品格进行界定和分析，对于其中不少人来说，这种分析也只涉及其理论思想的部分内容，并不影响从其他角度和层面对他们进行研究和评价。80年代以来，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潮研究，在逐步纠正过去的片面性和简单化弊病以后，逐步形成了三种主要的研究角度或思路平行发展互为补充的格局。这包括：第一，从所表现的社会政治观念出发来划分和研究文学思潮的传统方法仍在沿用，但有了新的意义，主要是突出了文学本体的意义，强调从艺术的特质、规律等层次去考察文学思潮的特点。第二，以西方文学观念和近现代文学发展为参照，从文学创造的审美原则或创作方法的角度出发，分别研究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思潮以及它们的相互联系和作用。第三，从文学的文化特征来分析思潮，如常见的对“人的文学”思潮和通俗文学思潮的研究。这三种常规的研究角度或思路，就是从思潮的不同性质特点切入的。本文从功用与非功用的对立这一角度出发，对现代文学理论发展中的纯艺术思潮进行研究，也正是试图从一个尚未为人充分重视的方面研究和揭示新文学发展的某些重要的经验和教训。 本文采用纯艺术思潮的概念，作者设想这样也许可以更好地接近研究对象（包括其中一部分具有自由主义政治倾向的作家），更准确地揭示这一文学潮流在艺术观念上的特征。自由主义毕竟是一个政治性的概念，可以用它来说明一定文学活动的思想倾向或思想内容，但是一旦涉及文学艺术本体观念的一些问题，又不是这一政治性概念所能包容和涵盖的了。本文所说的纯艺术思潮，其文学本体观的主要特征在于强调文学活动的非功用超功用性质，而自由主义和这种非功用超功用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边沁和穆勒等就都是著名的功利主义者。另外，主张纯艺术的也并不都是自由派，至少王国维、前期创造社作家就不是自由派。执著于艺术追求，企求天地艺术与现实政治的疏离，和主体的政治态度是可以而且也应该有所区别的。采用纯艺术思潮这一概念的另一意义，也许还在于可以不因政治态度的差别而忽视艺术观念接近甚至一致的作家、流派之间的联系，从而形成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总体趋势的某种新的研究视角和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