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学与比较文学的发展

作 者:

作者简介:
乐黛云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北京,1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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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诠释学”或者“阐释学”(Hermeneutics)是思想方法上非常重要的进展,它的诠释与“成像”、对话与沟通、诠释循环与过度诠释、互动认知与双向诠释等主要原则,对比较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要求首先了解对方,然后从对方的角度和视野来观察和进一步了解自己,使双方对自己和对方都有了新的认识。重视从“他者”反观自身的理论逐渐为广大理论界所接受。一些非汉学家的理论家开始以一种“非中心论”的心态来探讨西方和非西方文化,并以此为基础建构新的理论,就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中心论的基石。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迅速突破了封闭的西方文化体系,进入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相互参照的范围。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3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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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0X(2003)01-161-05

      符号与意义

      意义如何产生,符号怎样被理解和诠释,是我们首先要讨论的问题。在交通规则中,红灯是不能走,黄灯是要等一等,绿灯就是可以走了。在这种情况下,红、绿、黄就是一种符号,颜色的符号。它的意义很清楚,全世界差不多都一样。在符号学中,红、绿、黄被称为“符徵”或“能指”,它们所表示的意思被称为“符义”或“所指”。有些符号的意义却不那么清楚。比如说某人戴了绿帽了,这个意思中国人大概都知道,准是他的夫人有了婚外恋。但是在西方,如果你跟他说你戴了绿帽子了,他就会感到很奇怪,绿帽子在什么地方?他不会明白这个意思。西方人表现同样的意思是把两手放在头上表示长了两个角,我们中国人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所以说符号在不同的文化里有不同的意义,符号和意义是结合在一起的。随着时代的转换,文化的不同,它经常发展变化。在中国,我们常说“红白喜事”,红喜事就是结婚,白喜事就是丧事。红和白也是颜色。红代表喜庆,白代表悲伤。家里死了人,大家都要穿上白的丧服,西方则不同,死了人穿的是黑丧服。结婚时,中国人穿红礼服,西方人则戴白纱。如果你不懂得这个习惯,穿错了,轻则被骂一顿,重则被赶出门。但是,在中国也有变化,我们看现在的婚纱照片,也都是白颜色的纱,很少有人再穿红颜色的纱了。可见符号和意义是在不断变化的。

      诠释或者阐释,英文都是同一个单词:"interpretation",就是理解并解释一件事、一句话或一个字,对其意义进行探讨。对意义进行探讨是一门学问,在西方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叫作“诠释学”,或者“阐释学”,英文都是(Hermeneutics),其源头是从解释圣经开始的。这是思想方法上非常重要的进展,本文只能介绍一下它的主要原则,并联系到比较文学来进行一些讨论。

      诠释与“成像”

      在人类文化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每一个作者都不能不受制于时间和空间的局限。解释者也是一样,他的理解和解释也会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局限。随着时间的进步,解释可以不断变化,不断前进,它本身就是构成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例如《红楼梦》,人们对它的解释是很不一样的。最早的时候,很多人认为这是一本描写清代宫廷秘史的书,他们做了很多索隐,指明谁是康熙皇帝,谁又是康熙皇帝的爱妃,哪个细节又是隐射宫廷中的什么事情。这种索隐的方式是较早用来解释《红楼梦》的。后来就有人说这不是讲宫廷的事情,讲的是《红楼梦》作者自己,是曹雪芹的自传,他怎样生活在一个豪门家庭,然后逐渐败落,最后崩溃。又有人说全书是在解释一种“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观念,是解释佛教的一种原理,《红楼梦》里形形色色的东西,无非是说明人生的悲欢离合最后都是空的,也就是“四大皆空”。后来毛泽东又说《红楼梦》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围绕着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阶级斗争就形成了《红楼梦》。后来还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可见一本书一个作品,会有很多不同的解读方法,时代变了,历史变了,解释的人不同了,解释也就不断变化。有人说,以上解释《红楼梦》的方法显然不是都对,应该找到一个正确的解释法。什么是正确的解释法呢?从诠释学的观点来看,并没有对或不对的绝对标准。由于解读者本身的不同,对作品的解释也就不同,不能说哪一种解释就是绝对的对,哪一种解释则是绝对的不对。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随着历史的进展,对作品就有不同的解释,这种不同正说明作品的生命力。如果一个作品永远只有一种解释,那这种作品就不会有人再看了。总是重复,有什么意思呢?文学史也就不可能再向前发展。

      欣赏文学,欣赏者首先自己要有一种能力,即“成像”能力。也就是说,有能力将书上写的文字在你的想象中变成你自己想出来的“人物形象”,小说惟一的传输工具只有文字,一切色彩、景象、人物都只能通过文字,靠我们的想象去构造出来。作者写小说的时候也不可能像电视那样,把什么都写出来,他会留下大量空白,不是作者着力写的地方都要靠读者自己去想象和补充。看一本伟大的小说,我们大都会构想出其中的重要人物大概是什么样子。看《红楼梦》,就会想象出女主人公林黛玉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各人心中的林黛玉也肯定不一样,这决定于不同的趣味爱好和生活环境。一个受压抑的、孤独的人,就会将林黛玉想象成一个可爱的形象;一个一帆风顺的人,就会将林黛玉想象成一个不可爱的形象。总之,大家心目中都有自己根据作品中的文字构想出来的“那一个”,这就叫做“成像”能力。电视却不同,一切都是别人想好的,色彩、景象、人物……一目了然,没有自己想象余地。例如电视里的林黛玉,那是电视导演和演员理解并构造好了的林黛玉,和我们从小说的文字中构想出来的林黛玉肯定不一样。如果根本没有看过小说《红楼梦》,那就只能“吃别人嚼过的馍”,接受别人想象中的形象。

      解释学就是要研究人们在接触同一个作品时,如何产生不同的理解,创造出不同的形象,换句话说,也就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作品。有的艺术品类更需要这种主观的人的构思。例如交响乐乐谱,普通人不知道是什么,也听不见音乐。必须依赖一个懂音乐的人在自己的头脑中把音乐构造吃各种画面和形象,然后演奏出来。如果没有对乐谱的解读,没有通过解读把它构成形象并演奏出来,那就没有音乐。根据乐谱演奏出音乐,就依靠这种“成像能力”和“诠释能力”,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诠释,因此,指挥很重要。指挥同样的曲子,同样的乐团,不同的指挥会指挥出不同的水平,给听众不同的感受,这就是因为指挥本人主观上有他对乐曲的不同理解和不同的成像能力。我们对指挥的欣赏,首先是欣赏他对作品的解读。

      不同的人们、不同的主体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对同一个对象有不同的解释,这种解释是没有止境的,因为个体的精神世界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所以对作品的解释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例如《论语》,尽管它的每一个字在不同的时代并没有变化,可是由于时代和解释主体的变化,对它的解释也有很大不同。春秋时代的人对《论语》有不同的理解,汉代“定于一尊”,独尊儒术,百家争鸣没有了,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董仲舒的解释。直到魏晋时期,形成了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对《论语》才有了新的解释。到了宋代,朱熹创建了新儒家,又更新了对《论语》的解释,今天又有不同的解释。可见,“成像”和解释总是与时俱进,不断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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