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在走入最后二十年的时候，发生了令世界震惊的巨大变革，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充满探索和创造性活力的历史新纪元。社会的转型、观念的更新与思维空间的开放，从政治、经济领域一直波及到精神、文化的各个领域。本世纪最后二十年的中国文艺学，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的巨变中走过她的极其不平凡的历程的。 70年代末，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精神潮流之一——新启蒙主义，出现于中国的现代性追求的历史进程当中。这是一股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目标相统一的广泛涉及经济、政治、思想、文艺、学术等各个方面的文化思潮。它以现代理性精神为主体，以“科学”、“民主”为旗帜，与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总方针所体现出来的时代精神相契合，共同为国家民族的现代化未来作出承诺。在这场以思想解放为鲜明标志的全民性的新启蒙运动中，中国新时期的文艺与文论，同其他文化部门一起，担当着实现现代性文化目标，推动整个中国社会摆脱“文革”中所推行的专制主义文化结构禁锢的宏大使命。一些敏感的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一开始就对文艺的“阶级斗争工具论”提出质疑，强烈要求摆脱以往文艺对政治的依附关系，为文艺的本体位置的回归及文艺的主体自由的获得寻找理论的依据。1979年12月初，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代表党中央宣布：“我们的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明确提出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来取代“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旧观念。新启蒙文学和文论话语与国家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有着共同的价值目标，成为中国当代社会实施现代化改革的文化先声之一。 随着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进程日益加紧酝酿，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各个领域也纷纷获得了相对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活力。具体地说到文艺领域，一方面出现了文学观念的解放及文学共同体自由选择和重组的活跃状态；另一方面，以主体意识的强化为标志的人本主义倾向日益构成新时期文艺与文论发展的主潮，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过程，就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观念不断超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的过程。大体说来，80年代、特别是80年代的前期和中期的新时期文学和文论，主要是围绕着人的重新发现这一轴心，以空前的热忱，呼唤着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呼唤着人的尊严和价值。然而，随着当代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酝酿，新启蒙主义所面临的文化语境发生了越来越明显的变化，即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发育、自由竞争的氛围，使得个人性境遇和个体化利益问题日益突现出来，逐渐构成新启蒙知识分子文化思考的新的出发点。 人本主义、主体意识及个体精神的不断深化，共同促成了文艺学领域中文学主体性理论体系的生长，并且加速了庸俗社会学和机械反映论的沉沦。人们在抛弃了束缚文艺的政治工具论之后，又对那种眼睛只盯着客体、仅仅以客观存在为本位的“唯认识论”文艺学提出了质疑。论者提出，文学不再仅仅是客观的现实关系的直接呈示。文艺不仅应当去除其社会政治内容的超负荷承载，寻找自己独立的文化品格；而且应当面对文艺创作和文艺接受的主体精神世界，从那里发掘人类文艺活动的本质意味和心灵奥秘。这正是80年代文论走上自我更新之路的重要标志。 西方现代文化思潮从一开始就是中国现代性新启蒙的重要理论资源和话语参照。从自然科学的“老三论”、“新三论”到现代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接受美学等等，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在新时期国门打开之初，便急切地翘首西盼。现代西方的哲学观念、科学方法及文论成果随之源源不断地涌流而至，它们对于中国传统文论观念和方法的冲击是强烈和全方位的，它们启发着中国理论家争相提出新的范式设计和理论假说，催促着传统认识论的文艺旧范式受到怀疑甚至迅速失效。新观念和新方法的大量涌进使人们看到了文艺本质的多极多元性，从而发现了文艺性质和特点探讨的方式和途径的多重多样性。于是传统认识论的核心范畴和趋于僵化的模式逐步被打破，代之而起的是新的文艺观念和方法相互交会碰撞的热烈、新异而又壮观的景象，是多种理论话语并陈的纷繁状态和局面。当然，新观念与新方法的输入以“热潮”的大轰大嗡的方式，暴露了新时期之初中国文论的急功近利和非学术的浮躁，以及中国文论家对于新知识的焦渴和由此带来的矫往过正的极端色彩。但这毕竟是一种进步，它标志着一元独尊的文论格局的结束和多元共生的文论新时期的到来。 80年代后期以至90年代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大地上逐步酝酿成熟并成呼之欲出之势。多元共生的文化生态在市场经济的隐形运作和发展中逐步形成。在此，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文化、大众消费型文化和精英知识分子文化的并陈状态开始取代八十年代中、前期那种一体化的文化结构。市场的效益原则驱使整个文化趋向世俗，成为一种贬低或放弃人的精神向度而以物质盈利和消费为目的的消遣文化、商业文化。这种大众通俗文化无情地解构着一元文化时期的意识形态中心，冲毁着启蒙知识分子承诺下来的人本主义的价值理想。 文化语境的迅速变迁，使得启蒙知识分子所倡导的主体性概念和人的自由解放的命题，失去了现实对应性，面对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的社会某些方面的暂时无序和所谓“道德滑坡”，启蒙主义所能够做的就只有以“人文精神的失落”为由去进行一种道德批判。在某些新启蒙知识分子看来，他们原有的信念正在市场经济所导致的所谓“人文精神失落”和信仰危机面前遭受着质疑甚至破灭，那个曾经使它尽显生命活力的言说对象——人的主体精神反而在现代化目标的追求中倍受压抑、黯然失色。这一切又都是那些启蒙知识分子所始料未及的。经济改革的进程将作为它的启动者和拓荒人的新启蒙知识分子抛至边缘的尴尬境地。市场化的形成既标志着新启蒙现代化追求的历史性胜利，同时又宣告了新启蒙主义思潮的历史性衰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