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总习惯于站在“革命”、“激进”的立场上获取并滥用着自己的话语权力，遂使公正地评价任何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力量成为不可能：来自强权意识话语的压力逼迫学术界轻易地放弃了科学地解析和认知“五四”乃至各个时期各种保守主义文化思潮的努力甚至是念头，一概诉诸于否定的批判，这当然极不正常。现而今，“告别”了革命，反思了激进，但凡保守的东西忽然又特别吃香起来，让人感到一讲“保守主义”便有一种趋时之嫌：莫名其妙的书市运作竟然让辜鸿铭这类极怪异的“保守”者大行其道，吴宓也因此风变成了“公众人物”，这实在也是极不正常。要正确地认知“五四”以至各个时期的保守主义文化思潮，必须排除来自强权意识话语和盲目的时尚趣味这两方面的干扰，以历史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解析之，把握之。 在缺乏历史的态度与科学的精神的学术前提下，将“保守”视同于“反动”乃是常见的现象，因为在相当多的历史联系中人们已习惯于将诸如“国故派”、“甲寅派”、“学衡派”、“新月派”等保守文化派别看作反动于“五四”新文化的力量，在近期的现实观照中人们更带着某种愤激情绪冷对各种以“保守”姿态和面目出现的异类。其实这些观察或判断建立在极端僵化的“对立统一”认识论的基础之上，相对于“进步的”、“革命的”思潮的所有反对的抑或是保留的态度，都没有性质的区别，甚至没有层次的分别，而是一概划入“顽固保守”的族类之中并对之采取简单的否定与批判。这种僵化的“对立统一”认识论不仅长期左右着人们对诸如“甲寅派”、“学衡派”以及“新月派”等保守主义文化的评价，而且也助长了那种对非激进、非进步、非“革命”的对象不进行深入考察，不进行具体分析的简单批判之风，从而导致许多历史问题认识上的肤浅、牵强和单薄，这些严重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化和思想史研究的深入。要克服这些学术痼疾，就必须倡导对保守主义文化进行科学的认知，这番工作自然首先得从正确地认识“五四”保守主义思潮开始。 正确认知“五四”保守主义文化思潮的一个必要前提，就是必须给保守主义以较为科学的“正名”。就“五四”这一特定时代而言，保守主义并不是像我们的文学史或文化史家所描述的那样面目狰狞，“妖”气十足，这只要想象一下刘师培、黄侃等人的长布大衫，梅光迪、吴宓等人的胡须“弥漫”，胡适、徐志摩等人的深度眼镜，就该知道保守主义也确实属于“文化”的范畴。一般而言，保守主义往往因对历史的文化积累具有更多的价值负担，而对于历史的文化进步和各种“革命”行为持某种慎重或保留的态度。从进步或“革命”的意义上说，“保守”显然是大逆不道的，但从历史的价值功能甚至从历史的进化理性意义上分析，保守主义则未必就那么面目可憎。究其实，保守主义，特别是“五四”时代的保守主义，不过是这样的一种文化思潮，它在相对于当其时某一进步的乃至激进的势力而获得了特别的角色意味。 这种相对性的观察对于正确地认知和区分“五四”时代的保守主义文化思潮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一时代的保守主义文化形形色色，种类繁多，而且交错变衍，层出不穷，在历史叙述上从未能给出一个清晰细致的耙梳；贯彻好这种相对性的原则则至少有助于了解历史叙述上对这些保守主义文化集群语焉不详、混沌无序、杂乱无章的问题。当我们站在以文化“革命”、文学“革命”为主要内容的“五四”激进主义立场上环顾“国故派”、“甲寅派”、“学衡派”以及宽泛意义上的“新月派”时，显然就很容易将它们视作铁板一块的保守主义势力，甚至为了清算胡适的“整理国故”说乃至“问题”说等保守主义腔调而导向对他文学革命功绩的否定。可当我们以相对性的原则考察这些保守主义文化现象时，就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的原则区别及其变异情形，从而对这一时期的保守主义和出符合历史主义态度与科学精神的界定。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过程中，不少复古派、“国故派”人士是在相对于白话文倡导的意义上确立其“顽固”、保守地位的，刘师培、黄侃等人主办的《国故》以及严复、林纾等人捍卫古文的议论，主要便是冲着白话文而来，他们惊于“尽废古书，行用上语为文字”的白话文潮，认为这样必然导致“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的局面（林纾《致蔡鹤卿太史》）。继起者为章士钊流的“甲寅”一派，他们带着某种“反思”的架势于新文化运动发动五周年之际公然发难：“今之后生，竞为白话，其嚣尘上，遮国学不见”，“事越数载，文厄益深”（章士钊《评新文化运动》），而悍然宣布为“文体纯正，不取白话”（瞿宣颖《文体说》）。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老牌的“国故派”还是后起的“甲寅派”，都不是孤立地宣扬反对白话文的论调，而是挟带着较为厚重的文化思考，张扬起古代文明的旗帜“全势以进”；但无论如何，他们的逻辑重音都在于倡导文盲，反对“国语运动”。他们一定意义上可称为语言层面上的保守主义文化论者。 “学衡派”虽然也属于“四面八方的反对白语声”中的一脉强调，力主“白话不能全代文言”（胡先骕：《中国文学改良论》），可“以文化为体，以文学为用”的思维框架决定了他们的逻辑重音在于思想文化方面。他们清算“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动者最痛切的乃是其对于“欧美一部分流行之学说”的“模仿”；即奖杜威、罗素等“有势力思想家”“奉为神明”，又对“久已为经济学家所批驳”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尊若圣经”，在文学上“则袭晚近之堕落派”，等等。（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由于主要在思想文化领域用力攻击新文化运动，他们并没有过多地重复反对白话的声腔，而是标举“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学衡〉杂志简章》）的原则，以求得在思想评论和文化批判层面上稳固自己的保守主义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