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作为一种学科的提出和形成，是在19世纪初，到了19世纪末，比较文学才正式建立起来。它作为一种理论概念是在“五四”初期被介绍到中国来的。自此，从20年代的章锡琛、吴宓，到三四十年代的傅东华、戴望舒、闻一多、朱自清、刘西渭、钱钟书、朱光潜、杨宪益、李长之、范存忠等，都在理论译介、研究实践等不同方面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50年代后，因受苏联文艺思潮的影响以及国内极左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比较文学被视为“资产阶级学科”，从而使刚刚起步的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陷入了停顿状态，但也有少数学者仍在困难的环境中坚持默默地劳动，取得了像《管锥编》这样的重大学术成就。 我开始忝列比较文学研究者的队伍，是在“文革”以后。70年代末以来，随着中国由封闭走向开放，以及对极左思潮批判的深入，建国以后第一次“文字狱”即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的平反，我重新回到了相别近25年的教学岗位，但已垂垂老矣。1978年秋天，我被解除“监督”，离开劳改10多年的复旦大学印刷厂，回到原单位中文系，先是被安排在资料室做一个普通的图书管理员，虽然头上还戴着那顶戴了20多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政治帽子，但相对来说，环境比以前宽松多了，学校分给我一个小阁楼，我接回了在山西老家农村做了18年自食其力的农民的老妻任敏，重新建立了1955年被政治风暴摧毁了的家庭，我有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重又拿起废置多年的笔，旧梦重温，开始了我新的文学之旅，我又能够参加文艺界和学术界的活动了。 过去，由于传统观念作祟，极左思潮和外来因素的干扰和破坏，人们对比较文学缺乏了解，存在偏见。80年代初被平反以后，我参与了比较文学学科的一系列重建工作。我一直认为，一个学科的确立和成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要有比较系统的专业理论著作；二，要作为一个学科进入大学课堂；三，要有自己的专业学术刊物。回顾过去的20多年我为比较文学学科所尽的一点绵力，主要也是围绕着这三个方面，只是我不是学问中人，正如我在回忆录《狱里狱外》中所说的那样，“我只是个浪迹江湖，努力实现自我人生价值和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的普通知识分子，所以忝列比较文学研究的队伍，只是勉为其难，给年轻人敲敲边鼓而已。 大约由于我在解放初就从文艺界转到高校做教授，先是在震旦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后，调来复旦大学，讲授苏联文学、世界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等课程，同时，也由于从40年代后期起，我从文学创作转到文学、社科类的著作的翻译出版活动等因素，1981年，国家教委提出要我开始招收比较文学研究生和出国预备生，由中文系和外语系联合培养。这样， 复旦大学便成为我国首批有比较文学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1986年，我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中国现代文学博士生导师，专业方向是“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史”。后来，复旦大学中文系成立了比较文学教研室，教研室集中了陈思和、徐志啸、严锋、王宏图等一批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术骨干，我与他们一道开展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科研活动。 我先后招收了6届比较文学专业研究生， 我鼓励他们积极投身于学术、文化交流活动，要求他们不仅能够具有独立从事学术研究的能力，还要能够集翻译、写作、编辑与教学等多种能力于一身，继承和发扬近代以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优良学术传统，他们中间后来有少人去了国外，或深造，或从事学术文化的交流活动。自80年代起，我还带国外高级进修生，如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李欧梵先生、日本横槟大学的铃木正夫先生、关西大学的日下恒夫先生，一桥大学的坂井洋史先生等。 除了正常的教学活动之外，我还写了一系列关于比较文学专业方面的文章。1983年，我给我国第一部比较文学的理论读物《比较文学导论》（卢康华、孙景尧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写了序。为普及这门学科，1984年，我在《复旦学报》发表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过去、现在与将来》一文，后来又在《文学报》发表了《比较文学的由来和发展》（1985年1月31日）。1991年，为排除外来干扰， 澄清人们对比较文学的认识，我应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之邀，在《读书》杂志的笔谈栏目发表了《开放与交流》一文，文中指出：“比较文学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开放与交流：以开放的眼光去研究文学的交流。”“要是没有‘五四’时期的开放和对外来的文化的大量引进与吸收和借鉴，是否还会有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国现代文学，是颇可置疑的，而马克思主义也正是在当时开放性文化的环境下引进的。”此文后来被香港中文大学译成英文。“五四”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翻译文学即是中西文学交流的产物，可解放后翻译文学一直受到外界的排挤与冷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鉴于此，我在为谢天振教授的专著《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台湾业强出版社1994年）所写的序文中特别强调了翻译研究的重要性和该书所取得的成就。后来，我又在为谢天振著的《译介学》（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1999年）所写的序文中指出：“由中国翻译家用汉语译出的，以汉字形式存在的外国文学作品，为创造和丰富中国现代文学所作出的贡献，与我们本民族的文学创作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此外，我还给由陈惇、孙景尧、谢天振主编的国家教委指定教材《比较文学》、徐志啸著《中国比较文学简史》、张廷琛译《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译文集》、孙乃修著《屠格涅夫与中国——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研究》等著作作序。 我和陈思和等中青年学者一道，从80年代初期起，就着手逐步地介绍、引进西方比较文学理论、方法、流派以及变化、发展与成就。我们承担了国家“七五”重点社科项目《外来思潮和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资料（1928—1949）》，还计划出版“西方汉学家研究中国译丛”，后因出版困难，此套译丛仅出了一种。围绕学科建设，我们还承担了国家大型项目《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翻译文学卷”的撰写工作，我也忝列此书的主编之列，并为之写了序文。另外，我们还承担了国家“八五”项目“中外文学关系史”，此项成果将陆续面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