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行将结束，在北京大学举行百年校庆纪念的前后，特别是在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之际，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和各种号称“党和人民的喉舌”的传播媒体与出版物中，掀起了一股一边倒地吹捧、赞扬和美化胡适，为胡适大翻其案的浊浪。而作为曾经官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党内资源的老理论家王元化先生，也不顾年高体弱，争先恐后地积极参与其中，其影响力自然非同一般。在这股滔滔浊浪中，还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起过重大的历史作用的鲁迅先生，对中国革命和进步有伟大杰出贡献的毛泽东同志，进行了无情的讨伐和批判。王元化发表于1999年5月1日《文汇读书周报》上的《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以下简称《答客问》）一文就是如此。我们先来看看王元化是如何批判、贬斥毛泽东和鲁迅的。 王元化在《答客问》中认为，“个性解放”后来之所以会“成了历史的讽刺”，“个性消亡了，变成了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变成了螺丝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荡然无存”，其原因正是由于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主张为服务于中国革命的需要，提倡知识分子要走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改造人性，改造思想”，提倡知识分子要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大众一边来。王元化作为一位党内老资格的理论家，为了批判共产党及毛泽东如何搞“政治上的左倾、思想的禁锢”，对毛泽东同志早在抗日战争的特殊历史时期，即1939年9月16日《和中央社、扫荡报、 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所说的那句话：“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歪曲成是毛泽东主张“在认识真理、辨别是非之前，首先需要端正态度、站稳立场。……以达到‘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必须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必须赞成’”。我想，任何一个没有丧失理智的人，都不会赞成王元化对毛泽东上述原话的如此恶意的歪曲。因为毛泽东的这句话，是针对当时抗日战争中敌我两军对垒的严重形势而说的。毛泽东同志从来没有说在认识真理辨别是非之前要按此话去行事。 王元化在《答客问》中认为鲁迅由“进化论”变成阶级论后，“他的思想左倾了，说自己是遵命文学”；因为“一旦跨入遵命文学，就难免会使自己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不蒙受伤害”；“如果鲁迅当时不是基于政治信仰，而以自己的独立思想来明辨是非，分清曲直，他也许不会造成这种失误。”按照王元化的逻辑，鲁迅先生只有不表明他拥护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只有不提倡为人生的革命进步文艺主张，就会有王元化所说的所谓“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而“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却是不“基于”任何“政治信仰”的。这可能吗？为此，怎么“来明辨是非，分清曲直”呢？而对这样的胡言乱语，叫我们说什么好呢？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树立、肯定、颂扬什么样的英雄模范、先贤人物，作为全社会、全体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学习的榜样，是关系到该国家和民族提倡什么思想与精神的大问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国家的为人民和全社会所敬仰和爱戴的英雄或先贤名人，实际上是该国家的精神支柱的象征。前苏联在解体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国内外敌人互相配合，将在苏联十月革命历史上产生的杰出人物，从列宁，斯大林，到著名作家和诗人高尔基和马雅科夫斯基等一个一个“批倒批臭”，目的就是要动摇作为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精神支柱。与此同时，将凡是在苏联十月革命后为革命所镇压、所批判、所否定的人物，大唱颂扬和赞美之歌，把他们树为“英雄”与“先哲”，这样做，同样是为了从舆论上达到颠覆苏联社会主义政权的目的。《答客问》是否也是要循此逻辑呢？ （二） 《答客问》对胡适的吹捧与颂扬，表面上看似乎用墨不多，但却将对胡适的崇拜与敬爱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答客问》中，王元化坚决反对、极力批判了“激进主义”，声称：“我是先思考激进主义，才对五四作再认识的反思的”。他说：“我所说的五四的激进情绪是有特定内涵的。一般将这个词限定在政治领域内”，“是指思想的狂热”，“喜爱暴力”，“越激烈越好，矫枉必须过正，结果往往是以偏纠偏，为了克服这种错误而走上另一种错误上去了。”虽然在文中他直接点名批评的是当时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但人们一看就明白，他的批判锋芒是指向人民革命运动的，并且对它进行了种种歪曲。而与此相对照，他对胡适则倍加赞赏，认为面对“激进主义”思潮，胡适“很快地采取一种清醒的态度。”他说：“我最为服膺的是他对自己生平为人所说过的这几句话：‘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我觉得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果真能够做到这一步，也就无愧于自己的责任与使命了”。在王元化眼中，胡适严然成了所谓“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之化身了。 那么，历史上真实的胡适，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呢？ 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比如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人物之一。这是历史事实，应该给予足够的评价。但又不能因此而无限制地抬高他，更不能不惜歪曲历史而百般美化甚至神化他。 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发表以后，在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毛泽东同志在他连续发表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和《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五篇文章中，就谈到了胡适其人。美国在面临他们所支持的蒋介石反动政权彻底失败，要挽救也“毫无办法”之后，美国所寄于希望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代表人物就是胡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