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斯宾斯基的结构诗学:多元的学术和文化“基因”

作 者:

作者简介:
管月娥,1970年生,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原文出处:
江海学刊

内容提要:

乌斯宾斯基结构诗学理论的学术和文化“基因”是多元的。欧陆结构主义语言符号学思想是其学术思想的根基,乌斯宾斯基不管是对俄国形式主义研究传统的传承,还是对哥本哈根学派叶尔姆斯列夫的语符学思想的沿袭,都是建立在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符号学思想的大厦之上,是对其语言符号学思想的发展和延续;而对以皮尔士和莫里斯为代表的美国逻辑实用主义哲学符号学思想和巴赫金学派的社会符号学思想的吸收,使他在艺术文本结构研究的方法论上突破了传统结构主义的静态与封闭,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动态、开放的符号系统观;同时,俄罗斯民族文化独特的“聚和性”思维方式则使他进一步发展了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结构理论。乌斯宾斯泰结构诗学理论建构的是一个多维立体、开放、自由而有机的视点对话统一体。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20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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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文本的形式结构及其审美效果问题是文艺学界无法绕开的话题之一。作为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的重要创始人之一,Б.А.乌斯宾斯基(Борис Андреевич Успенск Nй,1937-)曾就此问题进行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提出了艺术文本的视点结构理论。该理论以文学艺术文本的语言为研究基点,透过“视点”这一具有社会性特征的独特研究视角,对艺术文本结构进行了多维度的审视,既分析了文学文本内部不同视点之间的结构关系,又通过视点体现了文本结构与文本之外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艺术审美主体之间的联系,使艺术创作—艺术文本—艺术知觉形成了一个整体,并在对艺术文本视点结构的具体分析中探讨了艺术文本信息的形成与视点结构的渊源关系,并最终完成了对“艺术语言”的形式化模式建构。

      乌斯宾斯基结构诗学理论的诞生得益于20世纪50-60年代初赫鲁晓夫当政时期苏联社会的“解冻”思潮。该思潮不仅使得当时苏联的学术环境变得较为宽松,而且也为学术界带来了新思维。同时,由A.N.布罗夫发起的关于艺术审美本质问题的大讨论,使人们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本质论提出了质疑,有关作品的形式问题再度引起批评界的关注。然而,除了时代的因素之外,任何理论的建构都是在一定的文化土壤上对前人学术思想的继承,本文意在探讨乌斯宾斯基结构诗学理论的学术和文化渊源,以挖掘该理论建构的方法论基础。

      理论之根:欧陆结构主义语言符号学思想

      乌斯宾斯基的学术兴趣广泛,在很多领域都有所建树,但他所有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都离不开共同的研究方法——语言学方法,正是语言学研究方法论奠定了他整个学术研究工作的理论基础。作为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莫斯科符号学研究小组的主要代表人物,乌斯宾斯基早年曾就读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工作于具有深厚语言学传统的莫斯科大学语文系,他的学术兴趣与研究始于语言类型学,特别是结构语言学。

      我们知道,莫斯科大学的语言学研究传统与形成于20世纪初的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两个研究中心之一——“莫斯科语言学小组”(Московский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кружок,МЛК,1915-1924)密切相关。该语言学研究小组起初正是兴起于莫斯科大学,源于莫斯科方言学委员会下属的莫斯科大学历史语文系的大学生联盟,后经由雅各布森和特鲁别茨科伊等语言学家的领导和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成了布拉格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先驱。俄国形式主义学派认为文学研究的重点应是深入文学系统内部揭示文学的形式和结构。该学派虽是俄国具有原创意义的文学理论流派,但它主要采用的是索绪尔提出的共时性语言学研究方法,着眼于以形式分析为主的内部研究。

      而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以建立在自然语言基础之上的第二模式系统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的两个主要研究小组——以Ю.洛特曼为首的塔尔图大学的一批文艺理论家和符号学研究者组成的塔尔图符号学小组和以Б.乌斯宾斯基为代表的主要来自莫斯科的语言符号学研究者们组成的莫斯科符号学研究小组——实际上分别是对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研究的两个中心——彼得堡“诗歌语言研究会”(Общество изучения поэтического языка,ОПОЯЗ,1914-1925)和“莫斯科语言学小组”的研究传统和研究方式的继承和发展。这两个小组虽然在研究风格、学术观点和主张等方面并不完全一致,洛特曼及其同事们主要是从文艺理论和文艺史的研究开始,注重从体系内部来分析不同成分、不同模式、不同层次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以乌斯宾斯基等为代表的莫斯科语言学家们则多从语言学和语言史的研究入手,关注某一体系与另一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但是他们都深受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影响,认同语言是封闭的结构系统以及语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等观点。在对文学理论的研究上,塔尔图符号学小组主要是从文艺理论的角度来研究艺术的语言、艺术的符号信息系统,而莫斯科符号学小组则主要是站在语言学家的立场上来从事文学理论的研究。乌斯宾斯基在自己的论文《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的渊源问题》中很好地诠释了两地研究小组之间的研究风格差异:“如果莫斯科的学者们在一定程度上是研究文艺学的语言学家,那么塔尔图小组的代表们则是一定程度上从事语言学研究的文艺学家。”①

      事实上,乌斯宾斯基产生于1966年初的意欲建构视点结构诗学理论的想法是与以洛特曼为首的塔尔图符号学小组紧密合作的产物②。正是受到洛特曼文艺学研究思路的影响,作为语言学家的乌斯宾斯基产生了从艺术文本的语言着手研究其结构的想法,他富有创造性地选择了“视点”这一研究视角,构建了他的基于“视点”的结构诗学理论。该理论思想主要体现在其1970年问世的专著《结构诗学——艺术文本结构和结构形式的类型学》(Поэтика композиции——структур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кста и типология компози ционной формы)(以下简称《结构诗学》)中,早于同年出版的Ю.洛特曼的《艺术文本结构》(Структур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кст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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