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9)05-0183-09 如果把文学批评的生产性理解为由于批评场域的重构而使文本释意有了质性意义上的拓展、衍生乃至转化，那么，可以说20世纪以来批评学研究的一项重大推进，就在于以“文本意义何以形成”之问，质疑文本意涵取决于作者言说的传统观念，使主体意指与文本意义之间看似简单明了的因果关系问题化，开启了研讨批评的生产性及其成因的思索之路。 首先迈出这一步的，是结构主义批评对文本意义源于作者个体言说这一古老文学观念的颠覆。 结构主义批评指出，从现象上看，文学的表意活动似乎像既有的文学理论所解释的那样，是一个被作者随心所欲的言说始终操控的过程，文本意义因此被视为个体意指的产物，批评的功能就在于梳理和解释作者表意活动与文本意义形成之间的因果关系，其价值则取决于批评的释意能否得到作者的认可而成为他的“知音”。然而结构主义观念的兴起却让人们意识到，个体的表意活动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自由，任何言说实际上都摆脱不了某种结构、模式和规则的控制，它让作者个人意愿的诉说只能在一定的程序规范下勉力而为。尽管文本是作者个人精心营构的产物，从语言到思想处处都会留下个体的痕迹，但在由此形成的文本意义之中，却仍有许多非个人可控的、由结构和模式注入的成分，因为“如果人的行为或产物具有某种意义，那么其中必有一套使这一意义成为可能的区别特征和程式系统”[1]。进一步探究还会发现，结构系统对意指行为的制约不仅会介入思想感情的生成与表达，而且还会干扰甚至遮蔽主体的意指，消解它在文本意义构成中的作用。正如罗兰·巴特所说：“语言结构是某一时代一切作家共同遵从的一套规定和习惯。这就是说，语言结构像是一种‘自然’，它全面贯穿于作家的言语表达之中”；所以对作者个体的意指活动来讲，结构系统“既是一条界限又是一块栖止地”[2]，它意味着结构系统既给作者的意指构筑了一个限制性的框架，又是文本意义的孕育成型之地。结构主义批评认为这种既限制又生产的表意机制决定了与结构系统潜移默化的控制相比，作者个人的意指行为对意义生成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罗兰·巴特那句矫枉过正的名言——作者的死亡是批评发现文本意义的前提[3]——就是对此而言的。 意义取决于结构系统而不是个体言说的认知，颠覆了把作者个人的意指视为文本意义源泉的文学常识，更为结构主义批评的释意活动确立了一个具有认识论意义的前提，那就是批评在分析文本意义的形成时，首先需要注意在个体言说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由结构系统建构的、深邃的意义空间。它参与并制约着个体的表意活动，让作者的言说身不由己地陷入了一个连他自己也难以操控的多义世界，这个意义世界既可能丰富也可能扭曲甚至遮蔽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从这个维度出发，形成了结构主义批评通过分析表意活动受控于结构系统的关系来实现批评生产性的思路。于是，发现和分析规则、模式、程序的存在和它们对作者意指行为的规范，也就成了结构主义批评进入释意过程必须涉及的话题，其要点在于分析结构模式的存在，强调由此生成的意义成分在文本意义构成上的绝对优势，并将此作为结构主义批评进入释意研讨的基本思路。 对19世纪的法国历史作家米什莱的阐释，是罗兰·巴特将结构主义的表意理论和文本理论付诸批评实践的一个尝试，从中可以窥见批评的生产性在结构主义语境中所形成的若干特点。作为一次具有尝试意味的批评释意，巴特的《米什莱》刚一问世，就因为它对不少读者来说是个不知所云的文本而遭到诟病。不过，在啃完这颗涩果之后人们将会发现，此书其实可以视为结构主义批评分析表意活动的一个范本，巴特构建的别出心裁的阐释模式，对了解批评如何通过阅读和分析维度的调整来实现文本释意的生产性，确有不小的启发意义。 就传记研究而言，巴特的《米什莱》可谓一部“奇书”，他对传主米什莱的分析和阐述都没有遵循一般传记批评的体例和常规，就像19世纪法国“传记批评”大师圣勃夫所做的那样，在忠实梳理传主生平材料的基础上再现他作为历史学家的真实“肖像”①。巴特肆无忌惮地破坏了圣勃夫建立的传记研究的惯例和模式：他在自己预先设定的若干主题下，先陈述个人的见解和分析，再从米什莱的著述中摘录与这些主题相关的各种文字，由此组成一部读解米什莱及其历史写作意义的文本。乍一看这个解读程序，米什莱的言论倒像是巴特设置的主题和阐发他自己见解的注脚，如此本末倒置的释意方式让人不能不对巴特的读解疑窦丛生，不明白他的阐述对象究竟是米什莱还是他自己。难怪《米什莱》一面世就遭到冷嘲热讽，与一年前巴特发表《写作的零度》时的好评如潮相比，真有冰火两重天的差距。面对如此之大的落差，权威报纸《世界报》在当年的“新书评论”栏目中发文嘲弄作者：“老爷呀，请您还是用法语吧！那时您就会看到，你的这些所谓发现其实都是陈词滥调，甚至是在滑稽的标题下的伪科学。”②巴特似乎早就料到了这个不受待见的尴尬局面，所以在《米什莱》一书的卷首便有言在先：“在这本小书里，读者既不会看到一部米什莱的思想史，也不会读到他的生平经历，更不用说让二者互为解释了”，声明自己撰写米什莱的“初衷”，就是“把一个存在(我并没有说一个生命)的结构或者主旨找出来；或者最好是将那个他最难以释怀的东西组织起来的网络。然后才会有名副其实的评论”[4]。执意要在自己概括的主题下来梳理别人的材料并展开分析，是因为巴特早已认定：“米什莱是无法线性阅读的，必须把文本的基础和主题的网络恢复起来：米什莱的话语是一套名副其实的代码，不用筛子不行；这张筛子不是别的，恰恰是作品本身的结构。”[5]就是说在巴特看来，米什莱的历史书写的意义，也包括其撰写的各种历史文本的意义，都不可能从阅读他的文本中直接获得；米什莱及其著述作为直接阅读的对象实际上是面目不清的，而让这一切如其所是的根源，则隐含在支配米什莱表意活动的结构系统之中。于是巴特通过主题的设置，将结构系统赋予的意义提炼出来，提醒读者注意，米什莱自己的叙述“完全被一张主题的网络所覆盖……只有分清主题，并且在每一个主题之后存入对于其实质性含义和与之呼应的其他主题的记忆，才能完整地阅读米什莱”[6]。它意味着对米什莱的书写而言，正是那些隐匿在表意活动之下并左右着表意行为的“主题”，“支撑起一整套价值体系”，这使“米什莱的著作中有一种批判的现实性”。这个分析意在提醒读者，书写历史事件本身并不是米什莱的意指所在，通过历史书写来反省和批判现实才是其表意追求的目的。呈现在现成文本中的所指内容是可见的，支配其意指活动的价值观念体系则是隐匿的；通过对米什莱意指活动潜在结构的这个分析，巴特要求读者务必注意，其文本的真实意义其实隐匿在表意和支配表意的结构系统的冲突之中，二者的关系构成了“主题抵制历史”[7]，指出作为价值观念系统的承担者，主题或消解了米什莱撰写的历史文本的表层意义，或让他的历史写作有了价值取向上的改变。对米什莱表意活动的如是理解，让巴特放弃了通过直接分析米什莱的著述来完成释意的批评惯例，而把发掘支配其表意活动的潜在结构或价值体系即巴特所概括的若干主题，作为读解其文其人意义所在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