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9)12—0161—09 自1992年3月W.J.T.米切尔在《艺术论坛》(Art Forum)中提出“图像转向”(pictorial turn)的概念以来[1]，图像转向、读图时代等已逐渐成为当今人们的共识，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图像是什么？语言与图像的关系如何？这两大问题，可谓今天文学、艺术、哲学、文化和媒介研究等领域中讨论最集中、最具争议性的焦点话题，其中贡献和影响最大的无疑是芝加哥大学杰出教授、《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杂志主编W.J.T.米切尔，他是当今世界对上述问题做出最权威回应的教父级代表人物。正因如此，国内研究米切尔及其理论思想的著述已有不少，以赵宪章、周宪、陈永国等人的作品最具代表性。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目前国内对米切尔视觉文化研究的认识还处于较为肤浅的阶段，基本思维模式依然是语言与图像的二元对立，受传统语言学和符号学研究范式的影响甚深，违背了米切尔本人图像转向时代需要彻底的范式转变、让图像回归现象学本质的初衷；同时，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也较为狭隘，长期纠结于艺术史、美学和大众文化之间，未能把握米切尔意象科学跳出学科窠臼的反理论、去学科精髓。从米切尔大量的论著中，不妨选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和最新出版的作品，如《图符学：意象、文本、意识形态》(Iconology：Image Text，Ideology，1986)、《图像理论：文字与视觉再现文集》(Picture Theory：Essays on Verbal and Visual Representation，1994)、《图像想要什么？意象的生命与爱文集》(What Do Pictures Want? Essays on the Lives and Loves of Images，2005)、《意象科学：图符学、媒介美学与视觉文化》(Image Science：Iconology，Media Aesthetics，and Visual Culture，2015)等，来梳理他关于图像转向、视觉文化(以及意象科学等等相似的表述)、图像与意象、元图像与生物图像、语象叙事的冷漠-希望-恐慌等重要概念的表述，以厘清他关于何为图像、语言与图像关系如何这两大问题的解读思路。 一、图像转向：一场深刻的认识论范式转向 众所周知，当今视觉文化/研究的重镇在以米切尔为首的芝加哥大学，即大名鼎鼎的“芝加哥媒介理论学派”(The Chicago School of Media Theory)，其前身为1977-1985年间以米切尔为首的芝大教员所组成的“拉奥孔俱乐部”(The Laokoon Club)。主要代表人物有米切尔、乔尔·斯奈德(Joel Snyder)、詹姆斯·埃尔金斯(James Elkins)、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等人，以及《批判研究》杂志的编辑和芝加哥大学的教师等。他们广泛受惠于却又拒绝从符号学、语言学、叙述学、心理分析、马克思主义等单一学科研究语言与意象的关系，强调视觉文化/研究的非学科、跨学科和去学科化。 W.J.T.米切尔对语言与图像关系的兴趣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他的博士论文《布莱克的混合艺术：插画诗研究》(Blake's Composite Art：A Study of the Illuminated Poetry，1978)，到2015年出版《意象科学》一书止，其对语言与图像关系的研究逐步发展为一种意象科学。在米切尔著述的众多作品中，影响最大的可能要数《图符学》和《图像理论》了。前者为一部纯理论之作，试图回答意象是什么、它与词语有何区别、考察这些区别有何意义等问题，是“一种关于意象及其与话语关系的普遍意义上的研究”[2](p.36)。后者则在回应上述理论问题的基础上，讨论那些具体的、由意象以物理再现形式出现的图像，是前者实践上的姊妹篇，即一种“应用图符学”[2](P.4)。 《图符学》一书通过分析伯克、莱辛等古人作品及贡布里希、古德曼(Nelson Goodman)等当代作家作品中对诗画关系的讨论，反驳了学者们依然深信不疑的19世纪的观念：诗与画之间存在本质的区别。这一区别来自柏拉图、莱辛、贡布里希等人提出的自然与任意(或习俗、常规，conventional)符号的区别。自然-习俗符号之间的二分法导致了语象竞争的传统，即在诗画之间一定要分出孰优孰劣来。达芬奇认为自然更优越，因而画优于诗，雪莱则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诗因为使用语言的、想象的与思维最接近的模仿方式，而比其它艺术更优越。这两种泾渭分明的观点，其实都是在片面强调各自媒介的优势：任意符具有更多的思想、精神层面的自由，而自然符只适合表达可见的、物理的、低端的、原始的客体，无法表达复杂的概念、命题、谎言、逻辑关系等。图像作为自然符号，因此只能表达有限的自然状态(动物、儿童、文盲、野蛮)的信息，这是“意象的自然劣势”。换个角度看，这一劣势也是其优势：它提供了一种普遍的、直接的、未经中介的、精确的事物再现和交流方式，而非间接的、不可靠的转述。贡布里希认为语言作为任意符号，需要习得和编码，而图像则是直观的交流。后来他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在《艺术与幻觉》一书中指出图像也具有任意符的特征，它并非简单地复制所见之物，而是需要一套可以习得的程式化的规则去理解和把握(如，看懂一幅西洋油画需要了解与历史和绘画技巧相关的背景知识)，这套理解图像运作机制的规则便是视觉意象的语言学：图符学(iconology)。图符学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符号自然-任意二分法。但贡布里希本质上还是没有跳出自然-任意二分的：意象总体上是自然符，但有任意符号的规则成分在内，其规则习得的难易程度决定了符号的自然可辨性，越不需要习得、越容易一眼看懂的图像就是越自然的符号，反之亦然。贡布里希的图像任意性，因此还是以自然逼真原则为基础的，最终自然符号和任意符号的目标都是最理想地、极致地接近自然符号的状态。这一自然符号的痴迷可以说是西方文化的恋物癖和偶像崇拜。[3](P.78-81)米切尔指出，自己在《图符学》一书中有两大目标：一是要认识到，欲重建图符学的第一步是放弃试图寻找一种关于意象的科学理论，放开手脚，让图符(icon)和逻各斯(logos，及语言)在关于绘画与文学的语象竞争的讨论中相遇，以超越传统的关于视觉和语言艺术的比较研究，将其上升到人类主体如何被语言和意象生成过程所建构的高度。第二大目标，是考察当图符与逻各斯相遇时，所产生的关于话语与意识形态关系的问题。当代的网络、计算机、人工智能与数字技术，使视觉文化已深深烙上了欲望、权力、控制、暴力等意识形态因素，因此，必须考察语象交互中的权力、价值和人文关切等话题。潘诺夫斯基也使用图符学一词，但他向人们允诺的是一种关于意象的话语科学，即通过逻各斯(语言)来把握意象；同时，在潘诺夫斯基的图符理论中，一些常见的意象反复出现，从而进入话语体系，成为一种总体性的“世界-图像”或“世界-观点”的宏大叙事，因此，有必要抛弃潘诺夫斯基这一总体式的、元语言的宏大叙事，来寻求一种发掘图像如何自我呈现的理论。[2](P.23-24)这便是米切尔所说的图像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