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7)06-0046-13 十多年前，我曾结合童庆炳先生(1936-2015)的相关文章思考过一番他的文化诗学构想，并参与过相关话题的讨论①。但我只是兴之所至，浅尝辄止，并没有坚持思考下去。近三年来，随着童庆炳遗著《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版)的出版，随着“文化诗学与童庆炳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2016年10月，由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与福建连城市委市政府联合主办)的举办②，随着“文化诗学”学术交流会(2016年12月，参与者为北师大文艺学研究中心成员)的进行③，也随着李春青教授反思文化诗学与审美诗学一文的发表④，我觉得又有了进一步思考童庆炳文化诗学话语的契机与理由。 童庆炳先生是我的授业导师，学生谈论老师的东西既存在某种难度，也面临一定风险，还有可能受到某种情感因素的制约。但以下所言，我还是想本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古训，尽可能客观地呈现我的思考。因此，本文既想挖掘童庆炳文化诗学话语背后的动因，指出其成就，也想展示其矛盾与困境，反思其缺憾与不足。在此基础上，我也将提供我对文化诗学的认识与理解，并提出一种对其拓展的方案。 一、守成与斗争：“审美中心论”的成因 有必要首先指出，童庆炳对文化诗学的构想并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不断思考和不断完善的过程。据他回忆：“1998年，在扬州召开的会议上，我作了一个发言，当时大家对‘文学理论走向何处’的问题深感迷茫，我的学生陶东风、钱中文的学生金元浦，他们提出要引进文化研究。”⑤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他提出了“建立‘文化诗学’的初步构想”，并于1999年“发表了两篇论文《文化诗学是可能的》《文化诗学的学术空间》。2001年再次发表了论文《文化诗学刍议》，并于当年11月7日到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做了题为《走向文化诗学》的讲演。”⑥此后，他对文化诗学的思考就延续在21世纪的前15年中，而思考的结晶则是两本著作的出版：《文化诗学的理论与实践》(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和《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前者是专题论集，搜集了他有关文化诗学方面的所有论文；后者是专著，是对文化诗学的一次系统化的研究、完善和表述。 那么，思考到最后，童庆炳对文化诗学的核心命意是什么呢？用他归纳的话说，叫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种呼吁”。所谓“一个中心”是以审美为中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文化诗学以文学为研究对象，而文学又是充满诗情画意的。所谓“两个基本点”，其一是深入到历史语境之中，其二是要有细致的文本分析。所谓“一种呼吁”是希望文化诗学“从文本批评走向现实干预”⑦。显然，在童式文化诗学的构想中，审美是核心和灵魂，“两个基本点”大体上可以看作方法论，“一种呼吁”似可理解为学术姿态或立场。而由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对政治话语的挪用，因此，在这一层面，就像“十三大”报告中明确的“基本路线”那样⑧，我们甚至也可以把如此定位的文化诗学看作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基本路线”。也就是说，虽然童庆炳没有在任何地方解释过这种“挪用”之意，但由于他在文学理论界一直扮演着领军人物的角色，且时常存有矫正文学理论航向的急迫之心和非常之举，所以在隐喻层面，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理解成他是在为中国文论界设计“基本路线”，应该也不算十分离谱。 为什么童庆炳会如此阐述他的文化诗学构想呢？可以先从“两个基本点”谈起。重视历史语境是童庆炳多年来强调的一个主题，也是其文化诗学话语中的一个重要声部。他生前所做的最后一次学术讲座恰恰就是《文学研究与历史语境》(2015年4月29日)。而在最后一次学术访谈中，他对历史语境又有过如下说明：“文学理论走到一定的阶段，路越走越窄，有的研究者喜欢逻辑推理，认为逻辑推理可以发现新知，我认为这是有片面性的。当然，演绎、综合可能发现真理，但是，当一个学科达到比较成熟的阶段的时候，光靠演绎和推理就不够了。这个时候就需要突破，从哪里突破？我觉得就要从文史结合的角度来突破。一定要重视文的历史语境。”⑨实际上，这些话也是他著作文章中和平时言谈话语中的惯常表达。在他看来，此前的文学理论因过于依赖哲学认识论，于是在逻辑层面游走，在概念密林中滑行，就成为许多研究者易犯的通病。结果是，研究者虽也完成了一次次智力游戏，但这样的理论既不接地气，也很难有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因此，只有把文学现象、观念、产品、思潮等等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我们才能对其做出有效阐释。在我看来，无论怎样强调这一“基本点”都是毫不为过的，因为脱离历史语境的文学研究至今依然为数不少。但如何深入历史语境，却并非轻而易举之事，值得专门探讨，此处不赘。 文本分析或文本细读主要是英美新批评倡导的阐释方法，把它拿过来用于文化诗学，本身并无多少新意。而之所以也会让它成为“基本点”之一，我以为与文化诗学的研究对象有关。由于童庆炳反复强调文化诗学要聚焦于文学，而文本又是文学赖以存在的基础，因此文本分析也就成了文化诗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这一层面，童庆炳着重强调的是，文本分析既要抓住作家作品的“征兆性”特点(即阿尔都塞所谓的“症候阅读”)，又要把那些“征兆”置于历史语境之中。这就意味着历史语境与文本分析并非单枪匹马，各自为政，而是要相互依存，紧密结合：“我们之所以强调历史语境的重要性，是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细致地分析文本；我们强调文本分析，是置放于历史语境中的文本分析，不是孤立的分析。所以，这两个基本点的关系应该是：我们面对分析的对象(作家、作品、文论)，先要寻找出对象的征兆性，然后再把这征兆性放到历史语境中去分析，从而实现历史语境与文本细读的有效结合，使我们的研究达到整体性、具体性、深刻性和现实针对性。”⑩如此一来，文本分析也就走出了英美新批评封闭式阐释和德里达所谓的“文本之外别无他物”的误区，无限接近了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所谓的“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