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0月，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聚会湘西，与会同志怀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认真总结回顾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已有研究，并对这一研究的未来取向提出了各种思虑精深的见解。本期推出的这一组笔谈，出自会中青年学者之手。读者可以从他们颇具创意的识见中，把握到世纪之交年轻学者的心理律动。青年人总是以自己的方式与视角来诠释历史、感应未来：十分敏锐而又不免峻急。然而正是这些机锋逼人的话语，映现出了他们对新世纪的殷切瞩望。 古代文论与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建构 20世纪，尤其是近十多年的中国文学理论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其显著标志是，第一，文学理论研究已从单一封闭的模式中解放出来，并开始形成多元探讨的态势和理论格局。第二，人们已普遍具有了摆脱西方语境、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的自觉性。 以上两点，也将是21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必然趋势。对此，笔者不拟具体陈述。我想说的是，在未来文学理论的发展建设中，中国古代文论占有什么地位。对于习惯了西方文化霸权中心和理论话语的人来说，中国古代文论进入当代文艺学领域。总有些像希腊神话中那个怪物墨杜萨一样，不伦不类。但是，很难设想，在未来多元化的世界文学理论的格局中，没有凝聚几千年文化智慧的中国文学艺术理论的声音存在。而对21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我以为，吸取中国古代文论中有生命力、有现代意味的东西，让它进入当代文艺学领域中，却至关重要。这不仅是为克服长期以来我国文学理论研究只沿袭西方话语和思维模式的理论缺陷，而且也是为在不同的文化、文学理论模式中寻求一种对话与沟通、以真正建立一种当代形态的文学理论。 就笔者陋见，中国古代文论与当代文论的对话与沟通，对未来文学理论发展的意义，起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见出： 一、艺术精神的沟通。中西文学理论，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就其基本的概念术语、理论形态和言说方式来说，无疑存在着很大差异。但是，就其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如艺术与现实、艺术与人生的关系看，却是共同的。这种关注，在西方现代，由于工业化和技术理性的冲击，已上升到诗学本体高度。西方当代文论和美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关注人生意义和价值，着力揭示人的诗意生活本质的存在。这实际上也是中国古代艺术理论的基本精神所在。中国古代艺术理论在这方面有很深的体验，代表着一个很高的精神层面。中西艺术理论就此展开充分对话，寻求其沟通与契合，无疑将有助于当代文学理论的建构与发展。 二、思维方式的互照互补。在谈到中国文学理论思维时，不少人都指出其整体综合、直觉经验、诗性感悟的特色。这种思维方式由于缺乏分析的程序和逻辑论证的一贯性，对科学的系统的文学理论形态的建构，无疑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它也有优胜之处，那就是它定位灵活、视域开阔，充分突出了艺术活泼超脱、空灵自由的本性，这对克服西方文论那种条分缕析、逻辑化概念化的毛病，无疑是有意义的。有人说，中国思维这一特色符合西方现代诠释学原则，是一种非线性的思考方式和不断更新开放的视域。我想，以西方现代思维方式为参照，充分总结和整理中国古代文论的思维成果，对未来文学理论学科建设，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理论与批评的结合。考察西方当代文学理论，我们发现，它虽然在理论化、体系化的建构中卓有成就，却有一严重缺陷，就是脱离文学批评实践。托多洛夫有一名著《批评的批评》，它实际考察的是西方当代的一些批评理论形态，而非具体作品和批评实践。弗莱《批评的剖析》也主张，批评应找到一种关于诗的知识结构，而非诗本身，也不是诗的体验，而是关于诗的学问，这同样是将批评理论与实践对立起来。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有一强烈的科学主义倾向，即认为批评理论的发展取决于科学研究方法和系统原则的建立，而非对文学人文价值和审美实践的关注。我认为这种倾向是十分危险的。为弥补这一缺陷，我们应大力倡导中国古代文论那种重人文、重鉴赏品评、重批评实践的传统，充分吸取其辩证缜密、圆融通达的批评和思维智慧，以丰富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实践。 四、范畴的清理与重构。黑格尔说：“文化上的区别一般地基于思想范畴的区别”，中国古代文论要真正进入当代文学理论的领域，范畴的清理与重构，是十分重要的一环。目前，许多人已感受到，拿西方那一套概念范畴，如“典型”、“形象”、“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形式”、“结构”、“文本”等，来描述和分析我们的文学，尤其是古代文学的不适应性。也有人在尝试做一些古代范畴清理和引入的工作，但常常又落于用西方理论为规范和标准来阐释的尴尬处境。毫无疑问，范畴的清理与重构将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在古代文论范畴的引入与重构过程中，我们将遇到种种不适应的情况。但我相信，21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将紧紧围绕着范畴问题展开，对古代文论范畴进行疏理与重构，让它具有现代诗学意义，获得充分的、可言说的话语内涵，将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真正取得突破和进展的标志所在。 我们过去读什么、现在想什么、以后干什么——也看世纪末文坛大热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