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德莱尔说过：“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艺术的“这一半”是现代性，实际上是对法国古典主义永恒规范的坚定反叛。但“那一半”呢？永恒和不变意味着什么？除了古典主义的信条之外，现代性本身是否也包含了对永恒和不变的追索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就面临着一个难题：艺术的（文化的）现代性反对什么呢？ 现代主义的反传统立场是显而易见的，它那不断创新的冲动似乎就是要冲突已被经典化了的传统的羁绊。如果说现代主义和传统处于一种紧张关系之中，这一点并不难理解；但事实上，现代主义不但与传统对抗，而且又和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尖锐对立。 毫无疑问，现代社会生活是现代性最重要的领域，自启蒙运动以来，社会的现代化，已使社会生活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革。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的现代化显然是现代性的另一种表现。在西方现代性的论争中，一些睿智的西方学者发现： 现代性的历史就是社会存在与其文化之间紧张的历史。现代存在迫使它的文化站在自己的对立面。这种不和谐恰恰是现代性所需要的和谐。（鲍曼语） 如果我们接受这种说法，那么，也就意味着存在着两种现代性及其深刻的历史冲突。 从现代性诞生伊始，似乎就存在着内在的反抗和冲突。据说，卢梭是提出和反思批判现代性的始作俑者，他率先使用了现代性这个概念，又率先对它进行了深入的批判。这以后，黑格尔、青年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韦伯、齐美尔、斯宾格勒、海德格尔、霍克海姆、阿多诺……一大批思想家对现代性进行了批判。与这些思想家并驾齐驱的是无数激进的现代主义艺术家，从波德莱尔那种“街道上的现代主义”到立体主义，从对技术的礼赞转向对技术的失望和愤怒，再到超现实主义和达达主义的反制度化，这一切都明示了一种现代性的张力：现代性反对现代性。 晚近现代性的讨论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说法：哈贝马斯坚持启蒙理性，提出了应对社会的现代化和文化的现代性做出区分。虽然他并未强调两者之间的冲突，但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思考现代性问题的参照系。卡利奈斯库则发现，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文明史存在着两种彼此对立的现代性，两者构成了无法消除的分裂：第一种现代性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产物，即科技进步、工业革命、经济与社会急速变化的产物；第二种现代性他称之为“审美的现代性”，即现代主义文化和艺术，它反对前一种现代性，因此，“规定文化现代性的就是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全面拒绝，就是一种强烈的否定情绪。”鲍曼也提出，现代性实际在西方历史上体现为两种规划，一种是伴随着启蒙运动一起成长的文化规划；另一种是伴随着工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一起发展的生活的社会形式。虽然他也指出现代性不等同于现代主义，但他同时强调，在现代主义中，现代性反观自身并力图获得一种清晰的自我意识，即呈现出现代性的不可能性，而正是这一点为后来的后现代主义的出现铺平了道路。鲍曼分析现代性问题的一个独特视角在于，他道出了现代性的不可能性。换言之，在鲍曼看来，现代性，无论是文化的规划还是社会的规划，就其本质而言，实际上是在追求一种统一、一致、绝对和确定性，一言以蔽之，现代性就是对一种秩序的追求，它反对混乱、差异和矛盾。所以，从本质上说，现代性是和矛盾相抵触的。但鲍曼发现，现代性对统一秩序的追求，又必然带来一个秩序和混乱的辩证法：秩序对混乱既排斥又依赖。秩序是人为的设计、操作和控制，必然带来相反的倾向，对自然的非人为的关注；秩序是暴力和不宽容，必然导致对这一倾向的反抗。总之，“典型的现代性实践，即现代政治、思想和生活的本质，就是根除矛盾：努力精确地界定——压制或根除一切不可能被精确界定的东西。”但问题在于，这种对秩序的追求，反过来又产生了“秩序的他者”。“秩序的他者”就是纯粹的否定性，就是对秩序本身构成的一切因素的全面否定，它体现为不可界定，不一致，不可比较，非逻辑性，非理性，含混、混乱，不确定性和矛盾状态，“现代思想的他者就是多义性、认知不和谐、多价性界定和偶然性。”“现代国家和现代思想都需要混乱但也不断地创造秩序。”正是由于秩序和混乱的辩证法，现代性的两个规划便出现了断裂。鲍曼敏锐地指出了现代性的内在矛盾，那就是现代存在（即社会生活形式）和现代文化（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为现代主义）的对抗。 因此，现代存在和现代文化之间，有一种既恨又爱的关系（呈现为某种自我意识非常发达的形式之中），一种与内战共存的关系。在现代，文化就是女王陛下那难以驾驭的清醒的反对派，正是它使得政府得以运作。在现代存在和现代文化之间，并不存在失去的爱与和谐，不存在镜像式的相似性——只有一种互补性，它并不来自于对抗，而就是对抗。虽然现代性痛恨对它的批判，但它无法使这场战争平息下来。（鲍曼） 我以为，如果把鲍曼的看法和波德莱尔的看法联系起来，我们是否能说，现代文化与现代存在的之间的紧张，同时反映为艺术的“这一半”（“过渡、短暂、偶然”），与“另一半”（“永恒与不变”）之间的冲突呢？换言之，社会的现代化，在启蒙理性的作用下，逐渐转化为对秩序、统一、绝对和永恒的迷恋，不正反映为鲍曼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科技的设计、操作、管理和工程特性吗？而现代主义文化则是鲍曼所说的“秩序的他者”，作为一种审美的现代性和文化的现代性，它揭露的恰恰是另一种现代性的不可能性以及它的专制和暴力。 从现代性自身的话语逻辑上来区分两种现代性及其矛盾，意在揭示现代性本身的问题。不同于古典传统，现代性在其滥觞之初，就存在着对它的批判和怀疑。法兰克福学派的传人魏尔默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他提出了两种现代性冲突的问题，并把现代世界描绘成一个由两种因素构成的图景：一个是“启蒙的规划，就像康德所构想的那样，它关心的是人性从‘依赖自我欺骗的’条件下解脱出来，但是，到了韦伯的时代，这个规划已所剩无几了，除了不断发展的合理化、官僚化过程，以及科学侵入社会存在那冷酷无情的过程。”另一个因素是，“这个现代世界已不断地揭示了它可以动员一些反抗力量来反对作为合理化过程的启蒙形式。我们也许应把德国主义包括在其内，但也包括黑格尔、尼采、青年马克思，阿多诺，无政府主义者，最后大多数现代艺术。”魏尔默区分了“启蒙的现代性”和“浪漫的现代性”，这里的“启蒙”和“流漫”，并不是特指作为历史范畴的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不过也包括这些历史上出现的文化运动。值得特别注意的一点是，在魏尔默的分析系统中，所谓浪漫的现代性不仅包括上述倾向，尤其是现代主义，而且包括了后现代主义。他写道： 对现代性的批判从一开始就是现代精神的一部分。如果后现代主义中有某些新东西，那并不是对现代性的激进否定，而是这种批判的重新定向(redirection)。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以下情形变得显而易见了，对现代性的批判由于深谙其决定因素，所以其目标只能是扩展现代性的内在空间，而不是超越它，因为后现代主义质疑的正是这种激进的超越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