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篇 故事从闹了个满城风雨的贾平凹开始。 真是一石激起千重浪。《废都》所引起的愤怒可以称之为“公愤”。谁也没想到那么个老实巴脚的陕西娃子贾平凹一改“文化精英”之本色，写起了那到处是“□□□□□□”，后面又跟着些“……”的小说，而且直言不讳地告诉人家“此处删去××字”；谁也没有想到一向温文尔雅、藏而不露、与人为善、暗送秋波乃至相互抚摸的文人们陡然一改和颜悦色之面目，板起脸来都成了道德家、宗教家（如果也有这一“家”的话）和热爱社会伦理工作的什么什么家。总之，文人们在贾平凹的面前摆起了谱，端起了架，声色俱厉地开展了一场文化批判暨道德自新运动，在批评贾平凹之余，也对自己进行了伦理、道德、艺术、宗教的洗礼活动，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之后，指着贾平凹和那百读不厌的《废都》说：“看，丑陋的艺术家，丑陋的中国人。”瞬间自己的形象高大起来，俨然成了民众的代言人、真理的传教士、文化的守灵者。 文人们之所以能够借助于《废都》“自新”，那是因为《废都》是面照妖镜，每个人往它前面一站，就立刻现出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兽性、人性与神性（如果也有人性与神性的话）；意识里的光明和潜意识里的黑暗；平时见得人的和说得出口的，见不得人的说不出口的……于是乎，该掩饰自己的快快地掩饰，该显示的快快显示…… 这些文人自称或被称为“人文主义者”、“理想主义者”、“英雄主义者”、“精英分子”……他们的自我高尚化、圣洁化是始于对贾平凹的批判，在这场纯粹的民间文化批判运动中，差不多每一个批判者都不失时机巧妙地表现了自己的纯洁、高尚、精英的美好一面，都表达了精英分子对于大众文化不共戴天的刻骨仇恨，同时捎带着也进行了灵魂的自我反省。凭心而论，贾平凹的《废都》无论站在什么立场上，从什么角度看，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现在看来，小说本身存在的问题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那些精英们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的，他们通过这部小说的批判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精英们把贾平凹当成了“魔鬼的辩护士”，他们通过对“魔鬼的辩护士”的讽刺挖苦，达到一次心灵的洗礼。这是一种宗教活动，道德洗礼活动，而不再仅仅是一种文化批判和文学批判。 人们哀叹贾平凹已经义无反顾地“堕落”了，由一个举世公认的“精英作家”“蜕变”成一个通俗作家，他的精英“心灵业已死亡”，阅读《废都》“是一次令心情黯淡的凭吊”。他“径直投合了大众文化阴暗而卑微的心理”，因为他没有“对生命的正视、对人生的尊重”，没有“对历史真义的体味与敬畏”，“人、性爱、情感与斗争都变成了一种肮脏的玩弄”。“为什么几年间贾平凹就由一个纯粹而敏感的严肃作家变成了一个趣味低级的通俗作家？……我们看到的是文人阶层英雄主义和理想的丧失，当民族面临着巨大危险的时刻没有文人表现出对民族命运深切的关怀与体察，当需要声音的时候没有先知在旷野呼叫；我们看到的是文人们个体生命的苍白，没有执著的信仰，没有卓立独行的个性，没有对人间万事万物的多情、容纳与超越，他们失去了探寻真谛的勇气，甚至失去了周密而新鲜地叙述一个故事的耐心和能力。文人们陷了一种可耻的麻木之中，鲁迅所代表的现代文人的人格成就已经忘却：既没有那种体现社会责任感的呐喊，也没有那种体现个人丰富性的彷徨。文人们的情感、意象和语言已经失去了对人们的感召力和感染力，只能在没有光荣的、小市民的市场上卖个好价钱。《废都》及其作者的状态使我们如此强烈地印证了这一切认识，唤起了我们作为一个文人的羞耻和愤怒；如果我和我的批评界同仁对贾平凹使用了比较激烈的言辞，那也不是针对贾平凹个人的，这种谴责之中就包含着我们对自己的谴责，包含着我们对文人阶层命运的深刻恐慌”①。 不仅如此，还有把《废都》直接了当地看作是“一部”‘嫖妓小说’”的②。论者以为《废都》“对于东方奇观的展示完全是以一种欣赏的，甚至是得意的轻松的姿态对待的”，谴责它没有好好地保守“性”的秘密，无所顾忌地把它昭示于天下。“低俗的‘性文化’屡禁不止，发行量惊人，说明了我们赤裸裸的‘性描写’，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大概是空前的。‘性’的隐秘性和其它涵义在这里已荡然无存，只剩下人生理需求上的放纵和刺激，从这个层面上说，它仅仅具备了商业的品格。”因为展示了东方的神秘文化，这“使这本称为‘城市小说’的作品充满了陵墓的阴森气息”。“时至今日，卖淫嫖娼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贾平凹正是在这样的世俗风气下赤裸裸地描述性的行为，只能说是在怂恿张扬大众俗欲的享乐倾向”。“在《废都》中，男女双方都仅仅是作为性的对象存在，其过程太简化了。既没有维特式的青春冲动，也没有罗米欧与朱丽叶式的浪漫，所剩仅仅是为了欲望而直奔‘主题’。在这里小说和它的主人公都明显地存在着“嫖妓意识’。” 说得最有文彩的是扎西多。“这《废都》却看得人有些心惊，一水的县城流氓、省城遗老，一杆子的男盗女娼、名流野客、贪官污吏，一街的死猫烂狗、乌烟瘴气，又还有用黄汤儿淫水洇出来的桃花坞。”“反应是炸了锅。有人觉得它老气横秋、空虚无聊，有人说它春秋笔法，是当下人欲横流的大陆社会的一面照妖镜。淑女们为性描写的猥亵下流而愤怒，女性主义者为大老爷们小贱胎的陈腐观念而震惊。通达的说它是大陆文化多元局面下的一绝，感伤的说是大陆书生末路的悲歌；有人为那一串卖关子的床上戏‘天窗’而想入非非，还有人读出了大量的政治影射……把所有这些搅拌到一起，这书的味道也就出来了。”③不难看出，人文主义者和精英主义者从《废都》事件中所获得的最大的一个教益是“严精英与通俗之大防”，并自觉地强化自己的精英意识和贵族意识，这种贵族意识和精英意识是在与大众的比较中凸现出来的，或者说是在给大众文化通俗文化泼了许多脏水之后才凸现出来的。大众文化与通俗文化，无论在古代文学史上（想一想冯梦龙）还是现当代文学史上（想一想王朔），都不乏精彩绝伦之笔，无论在消解正统意识还是在拓展审美空间方面都功不可没，这是有目共睹的。不过，很不幸的是，大众文化、通俗文化成了人文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的假想敌，正是在对这样的假想敌仇视中，发泄自己被社会孤立之后的愤恨，表现自己的失落之后的惆怅，优雅地净化自己的灵魂，进而坚定自己的斗志。不过假想敌永远是假想敌，通过对假想敌丑化而做出的一切也永远是虚幻的，如通过一系列假想在精英与大众文化制造了一连串的二元对立：低俗与高尚、污浊与纯洁、蜕变与升华、阴暗与光明、卑微与崇高、正视生命与无视生命、尊重人生与污蔑人生、体味敬畏历史与游戏亵渎历史、情感的高尚处理与性爱的肮脏玩弄、麻木与敏感、低极趣味与高雅品质、痞子阶层与文人阶层、英雄主义与狗熊主义、理想主义与物欲主义、关怀民族命运与对于民族命运麻木不仁、先知与群盲、执着的信仰与生命的苍白、独立的个性与混然的无知、高尚的觉醒与可耻的麻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