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1949——1966年的民间文学理论建设

      一、中国民间文学社会历史价值的重新认识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人民革命事业的伟大胜利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的来临。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民间文学或人民口头创作，不仅受到社会上前所未有的重视，还在时代巨变的光芒照射下闪现出新的诱人光彩。民间文艺学家们用新的眼光来审视和评价中国各族民间文学，便有了许多新的发现。

      （一）

      我国著名的民间文艺学家钟敬文，不但积极参加组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和在高校筹划开设民间文学课程等工作，还发表了一系列论述民间文学社会历史价值的论文，如《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①]《歌谣中的醒觉意识》[②]《对于民间文艺的一些基本认识》[③]和《略谈民间故事》[④]等，成为这一时期民间文学理论建设的重要成果。在这些文章中，他特别指出口头文学有着巨大的优越性，它们不但广阔地并且正确地反映了社会的、生活的真相，尤其是忠实地表现出人民健康的、进步的种种思想、见解，表现为看重劳动，肯定集体力量，反抗压迫者剥削者并讽刺他们的丑恶嘴脸，反对异族的侵略者，歌颂新的事物等等。从艺术上来考察，虽然大都是幼稚的，原始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它们往往又是成熟的、美好的。因而这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不但是新文艺、新教养的一种凭借，一些基础，有许多本身就应该成为我们新文艺、新文化的活动的构成部分。

      这些文章没有停留在民间口头文学的一般原理的申述上，而是以作者对中国民间歌谣、民间故事的深入研究为基础所作的理论概括。文章并不认为中国民间文艺就是尽善尽美的，但因它在旧时代遭到长期不正当的压迫歧视和过低评价，因此在新时代应当把它的好处充分加以表白，使它得到应该得到的光荣位置。文章除肯定它的文化价值之外，尤其指出了它在新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即它可以成为新文化、新教养的有力原素，直接服务于新时代。这些论断都是很宝贵的。

      钟敬文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发表的这些成果，受到民间文艺学界的充分肯定。许钰30年后在一篇文章中回顾道：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人民开始当家作主。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他的《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等很多文章，都站在鲜明的人民立场上，经过严密切实的理论分析，热情肯定民间文学的珍贵价值，阐发民间文学所要表达的广大劳动人民的先进思想，从而把民间文学摆在重要地位，有力地冲击了民间文学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传统观念，在当时发生了积极的影响，民间文学研究呈现出崭新的面貌。[⑤]

      由于民间文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开始建立，关于民间文学的概论性的著作不断问世。早在1950年就有赵景深的《民间文艺概论》和钟纪明的《向民间文艺学习》在上海出版[⑥]，1957年又有匡扶的《民间文学概论》在西北问世[⑦]，张紫晨在北京写成的《民间文学知识讲话》则于1963年在东北出版[⑧]。它们都综合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民间文学理论研究成果，大力肯定民间文学的优点及其重要价值，对普及民间文学知识、克服旧时代的文化偏见，推进民间文学事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二）

      新中国成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成果，而这一伟大斗争又是中国人民长时期反抗封建主义压迫和帝国主义侵略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的继续。这样，在新中国建立后十多年的民间文学园地中，对过去表现阶级对立和革命斗争的民间文学作品的发掘整理与研究评论，便很自然地受到高度重视了。在1966年以前出版的107期《民间文学》中，评论工人、农民诉苦歌谣和革命斗争歌谣的文章达26篇，评论历代农民起义叙事作品和革命传记故事的文章达31篇，在民间文学理论成果中占有突出地位。

      着重于社会历史价值的评论研究，在歌谣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可以举出下列篇目：何其芳的《论民歌——（陕北民歌选）序》[⑨]，严辰的《谈民歌》[⑩]，李岳南的《论民间歌谣及其战斗性的传统》(11)，贾芝的《老苏区的民歌》(12)，肖三的《（革命民歌集）序言(13)，乌丙安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老革命根据地歌谣简论》(14)，吴超的《人民战争的颂歌——读抗日战争时期的歌谣》(15)。这些文章，选取具体生动的事例，论述了各个历史时期产生的革命歌谣及其在斗争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李岳南在他的论文中指出，旧时代的劳动人民“他们受尽了侮辱与损害，欺蒙和绞杀，但是，他们从不肯息灭了反抗的火种。最忠实地记录并反映这种反抗过程的，便是民歌、民谣。那么，我们如果不知道劳动人民的歌谣，就不可能懂得劳动人民的斗争历史”(16)。这里所揭示的中国民间歌谣这一特质，虽然说不上是很新的发现，却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正确论断。

      在这些文章中，何其芳的《论民歌》内容厚实，尤见功力。它本来是为《陕北民歌选》一书所写的序言，实际内容却远远超出陕北民歌范围，联系旧中国的历史文化，对表现民众生活与心理的民歌作了相当全面而深入的考察。文章认为，“产生在旧时代的民歌的确主要是农民的诗歌，而且主要是反映了他们过去的悲惨生活以及他们对于那种生活的反抗。”作者不仅看重那些直接表现农民反抗地主阶级压迫剥削的民歌，而且认为在民歌中，情歌占绝大多数，对它们也作了较高的估价，还提到民歌中所揭示的一些生活真理，表明农民对现实的观察和理解达到十分清醒的程度，因而具有很高的思想性。产生于封建社会的民间文学，不可能不打上封建主义的烙印，作者却以为“这种烙印主要的还并不是表现在某些封建思想的侵入，而却是表现在和压在农民头上的封建秩序对抗的作品占了很大的数量。”在文章中，他将民歌和民间戏剧作了一番比较之后认定，民歌“具有更浓厚的劳动人民的特点，更直接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愿望和要求。”因而更值得我们珍视，文章还考察了农民斗争的根本转变及新的革命歌谣，对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指出“这种民歌就不再是农民悲惨生活的表现，而主要是革命的战歌和对于新社会的赞颂了。”作者视野开阔，考察民歌时注意将它和相关艺术进行比较，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而又不拒绝对“五四”时期歌谣学成果的吸收，因而这篇文章论析精当，不失为我国当代歌谣研究的出色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