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146(2001)03-0079-06 随着新世纪的帷幕逐渐拉开，20世纪近现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整体性已日益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作为近代小说思想的主流形态，梁启超小说思想的学理意义亦日渐凸显。单一的社会学批评与认识论视角无助于研究的深入，同时也造成了对梁氏小说思想评价偏低的理论现状。今天，站在文化会通与理论流变的历史高度，追寻梁氏小说思想的理论建构与精神实质，对于推进学术史研究和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下文论话语的重构，无疑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 作为近代思想界的旗手，梁启超首先是以政治改革家的身份登上近代理论舞台的。他的小说思想与理论实践首先源自其变革图强的政治需要。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包括梁在内的近代维新志士将目光从政治转向思想文化领域，更多地关注思想启蒙的重要意义。梁考察了欧洲诸国特别是日本的变革历程，得出的结论是：光靠几个“魁儒硕学”、“仁人志士”是难以成就大业的，必须依靠“国民再造”，国家才能强盛。由此，梁把国家强盛、民族兴旺的希望寄托于全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即开民智、振民力、养民德的“新民”之道，从而由直接的政治斗争转向文化救国之路。在这样的思想引导下，在包括《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在内的一批著名论文中，梁明确提出了“新民”的概念，并把“新小说”视为由“新民”而“改良群治”的必要途径。这种价值论意义上的小说观既体现了传统诗教的内在精神与传统批评的体用理念，也呈示出西方现代民主思想与科学实用理性的精神影响。 梁氏小说理论是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的。然而，外在的决绝姿态并不代表内在的断乳。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由儒家文化浸染培植出来的，倡导面向现实、经世致用，形成了价值论上的诗教说，即以诗化人。但“诗教说”论教化，是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治民辅助手段、它强调的是文学的道德境界与伦理价值，目的是巩固现行统治秩序，这与作为维新志士的梁的精神理想具有本质差异。梁强调小说可“新道德”、“新人心”、“新人格”，目的是通过小说来塑造“德”、“智”、“力”全面发展的理想“新民”，从而实现变革现实的终极目标。因此，梁对传统诗教的认同在于其面向现实、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而非“上以风化下”的具体目标与道路。“诗教说”为梁对小说本质的界定提供了可资批判汲取的思想前提，也为梁吸纳西方文化滋养提供了前视域。 从新的社会现实出发，梁启超吸纳了西方民主思想中的平等、自由、人权等观念，对儒家《大学》中的“新民”概念作了时代改造，从而为“诗教说”注入了新的活力。“诗教说”论教化是以“君权神授”、“君为民本”的封建伦理纲常为基础的，教化的目标是上对下、君对民的改造，所以，它是一种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道德灌输。梁的“新民”则是“自新”，是以自由、自尊、权利、进取为基础，以开智、养德、振力为目标的主体的完善与新生。就其实质而言，“新民”显然更接近于西方资产阶级的启蒙精神。康德指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1]这是一种主体的自觉。“启蒙”正是从维新运动开始20世纪几代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解放之路。“启蒙”与“新民”也正在此汇流。 另一方面，自1840年以后，中西文化的撞击与交融已成不可阻挡之势。伴随着工业革命繁荣起来的现代西方科学以其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知识与价值体系的现代知识价值形式成为先进的中国人学习西方的首选目标。由于康有为、严复等近代文化先驱在译介、引进时的价值取向，使近代中国人对西方科学精神的理解几乎从一开始就凸现出“泛科学主义”的倾向，推崇科学万能，崇尚实用科学。这种带有明显中国近代烙印的“泛科学主义”对转型期的中国近代文学思想的价值走向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以科学理性来规范人文学科，将文学导向“实用文学”。其实，在中国传统批评中，早就有“体用不二”、“即体即用”的思想方法，即弘扬功能，把功能视同本体，由显在的功能来认识内在的本质。可以说，就其思想方法而言，梁氏启蒙尚用的小说观也呈现了传统批评体用理念与现代科学实用理性的某种会通。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2]梁凭借自身独特的理论风貌与思想特点将小说推上了“国民之魂”的崇高地位，为20世纪小说艺术顺利地进入文学正殿奠定了最重要的思想基础。他对小说启蒙尚用的本质界定与功能呼唤并非只是其个人思想趣味的体现，从根本上说，正是特定的社会现实与文化语境的历史共谋，是传统儒家诗教理想与资产阶级民主观念、传统批评体用理念与现代科学实用精神的梁式会通。 二 梁启超是中国小说思想由古典向现代转换的关键人物。在梁之前，虽有康有为、严复等已对传统小说观念发起了冲击，他们指出小说比经史更易传，更适合普通百姓阅读，乃思想启蒙的重要工具，但他们的观点羞羞答答、半遮半掩。如严复在对比了书之易传与不易传的五个因素后，指出“不易传者”，“国史是矣”；“易传者”，“稗史小说是矣”。以“稗史”喻小说，与传统小说观念视小说为经史“羽翼”的观点并无实质差异。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识语》中亦强调“宜译小说”来讲通“经义史故”。小说既是学习“经义史故”的辅助工具，显然没有与“经史”并列的崇高地位。与康有为、亚复这种犹抱琵琶的态度相比，梁则明确地将传统文论视为“小道”、“邪祟”的小说直接推上了“国民之魂”的“大道”之位，由此，对传统小说思想产生了革命性的冲击。梁在近代小说思想舞台上的导师地位，既来自于他对传统小说思想的革命性批判和以“新民”为最高理想的新的小说观念的积极倡导；亦来自于他试图以新的思想方法对小说的艺术特点与规律作出合理的阐释，从而由审美的层面来完成对小说的本质界定。这种努力显示了梁试图将小说的现实使命与审美特性会通融合的价值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