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3)10-0126-07 20世纪中国文论的发展，始终与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译介与研究密切相关。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普列汉诺夫、列宁、卢纳察尔斯基、托洛茨基、沃罗夫斯基、弗里契等人的文艺思想就分别被鲁迅、冯雪峰、郭沫若、胡风、蔡仪、瞿秋白等人通过日文和俄文两种文字译入，此后这些文艺思想始终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需要相伴相生，并逐渐在中国文论中占据了主流地位。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文本，1942年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俄苏文论与中国文论以及中国革命文艺理论相结合结出的最完美的理论成果。它对中国当代文论的影响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甚至是“文革”结束以后才基本消除。 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对中国的持续影响是与社会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性质紧密相关的。因此，俄苏马克思主义方论在中国的走向，就与中国与苏联两国的政治关系状况以及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思想、政治、经济状况等密不可分。学界习惯于将新中国成立后的六十年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从1949年到1978年前后为第一个三十年，这一时期又以1966年为界分为“十七年时期”和“文革时期”；1976年至1978年作为前后30年的过渡时期，是“拨乱反正”时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发展的时期，即“新时期”。如果按照这种分期方式来审视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传播情况，我们能做出的基本判断应该是：前“十七年”时期，虽然中苏关系面临了许多问题与考验，但总体上是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最受追捧的时期，出现了新中国成立后译介与研究的第一次高潮。“文革”十年是极“左”文艺思潮盛行泛滥的时期，包括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内的整个马克思主义文论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和背弃。新时期之初，伴随着学术界对反映认识论文艺观及其庸俗的经济决定论文艺观的批判，对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再一次出现了高潮；然而随着之后西方文艺理论思想及新的方法论的大量引入，西方文论慢慢占据了中国文艺理论的主流地位，包括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内的整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开始慢慢失去了往日的风光，逐渐丧失了其作为主流文艺理论思想一家独大的地位。今天，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文艺理论建设中位于主导地位，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古典文论、西方文论一起，共同成为中国文艺理论进步发展的资源与基础，仍然是学界的重要研究对象。 有学者指出，20世纪50年代的中苏文学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50年代初期的“全盘苏化”、文学理论“解冻”的50年代中期以及自觉回归苏联文论的50年代后期[1]。新中国成立初期，出于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中国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新中国的外交完全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与这种外交政策相适应，中外文论之间的交流主要以中国译介苏联文论为主，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文艺理论虽偶有介绍，但主要目的却不在于“交流”，而在于“批判”，以防范各种形式的“修正主义”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阶层的侵蚀。当然，苏联文论译介的“一边倒”除了政治背景的原因外，其文化背景方面的原因至少可以追溯到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和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特别是《讲话》中所谈到的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文艺属于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路线”的性质、“文艺的源泉是社会生活”等文论主张，在当时就已经为新中国的文艺理论定下了基调，直接确立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文艺理论的主要方向。 20世纪50年代初，列宁、斯大林等人的文艺论著及相关研究著作也被大量、完整地译介到国内。如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司徒真译，新潮书店1950年出版)、《论托尔斯泰》(林华译，北京中外出版社1952年出版)，以及斯大林关于民间文艺的论述、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文学艺术的“竞赛”原则、语言的非阶级性问题等的论著。①此外，列宁、斯大林同苏联文学关系的研究著作也多在这时候被翻译了过来，如《列宁、斯大林与苏维埃文学》(叶戈林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出版)、《斯大林与文学问题》(叶戈林著，人民出版社1953年出版)，以及《斯大林与文艺》《斯大林与文化》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在1953—1954年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还出版了七辑的《文艺理论学习小译丛》，译介了大量当时苏联文坛的最新文艺动态。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日丹诺夫主义的译介和接受是中国文艺界的主要内容。安德烈·日丹诺夫是斯大林文艺政策的执行者和忠实信徒，他的用政治宣判的方法解决文艺问题的观点，是斯大林时期苏共文艺界的主要理论思想。日丹诺夫等人明确表示，文学家应“以政策为指针”，苏联文学就是在“反对一切敌视苏联人民的资产阶级思想形态的斗争中成长和巩固起来的”。应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日丹诺夫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一个新生政党对国家意识形态控制的需要，因此这种思潮在50年代初的中国影响甚大，与毛泽东文艺思想一起成为当时中国文艺理论界的主导思想。早在1949年5月，日丹诺夫的演讲集《论文学、艺术与这些诸问题》[2]就在中国翻译出版，新中国成立后苏共的一系列决议、报告、文章更是都被一一翻译过来。1949年10月25日，由毛泽东亲笔题写刊名的《人民文学》创刊。作为新中国最重要、最突出也最具权威性、代表性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创刊号的社论题目即为《欢迎苏联代表团，加强中苏文化交流》；在其“发刊词”中，更是强调了《人民文学》的办刊宗旨就是“最大的要求是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文艺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