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981（2007）05—0092—06 借助于结构主义语言学“能指／所指两分”的理论，中国后现代小说批评将小说作品的“语言世界”（叙述、文本）从“现实世界”（故事、历史）中分离出来。回到叙述本身，将小说“语言世界”作为批评的首要目标，这是中国语境中后现代小说批评最明显的话语表征。然而，“回到叙述本身”并不等于批评话语彻底回到小说文本的“能指平面”和“语言游戏”的自由状态之中。正如西方结构主义一样，中国小说批评也可能将叙述理解为某种完整、封闭和自足的存在物，由此走向对某种先验、固定的叙述模式的概括和总结①。然而，“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对中国小说批评的影响相当有限，它很快就被尾随而来的“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所替代。 随着西方批评思想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推进，中国小说批评也顺理成章地经历了类似的思想变迁：封闭、自足的叙述结构分析被充满差异性和不确定性的文本解析所替代。受西方后结构主义（尤其是德里达解构主义）文本理论的影响，中国后现代小说批评不再将中国当代先锋小说看作某种完整、封闭和清晰的叙述结构，而是将其视为内部充满“差异”、“空缺”、“重复”的网状文本或复杂文本。对于这样一种后结构主义的叙述文本，任何“在场”都无法将之作为自身表达的手段和工具。因此，中国后现代小说批评既建构了一个叙述话语的乌托邦，又亲手摧毁了这个乌托邦。借用西方后结构主义“差延”（Différance）、“补充”（Supplement）、“空缺”（Absence）和“重复”（Repetition）这四个关键词，以陈晓明为代表的中国后现代小说批评得以走出传统意识形态分析，进而走向价值中立、平面性的文本解析游戏，从而为20世纪中国小说批评提供一套全然不同的话语形态和术语系统。 一、文本理论：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 20世纪中期，欧洲批评思想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正在结构主义思潮如日中天的时候，以德里达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却突然对结构主义发动了攻击。1966年，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一个关于结构主义的讨论会上，德里达发表题为《人文学科中的符号游戏》的演讲，出人意料地攻击结构主义，并对列维·斯特劳斯展开了追根究底的批判。以此为标志，20世纪西方批评思想拉开了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序幕。紧接着，德里达于1967年发表了三部引起强烈轰动的著作，《声音与再现》、《书写与差异》、《论文字学》，这标志着西方思想对结构主义理想的实质性突破。随后，学者们惊讶地发现，德里达、福柯、拉康、巴特、德勒兹等思想家居然在反结构主义立场上具有相同的思想倾向。福柯在先后发表的著作《词与物》、《知识考古学》和《话语的秩序》中，对话语的自足性、对话语与权力的关系进行了全新的论述。而巴特则在《作者之死》、《S／Z》、《文本的愉悦》等著作中将后结构主义基本理论全面运用于文学批评。一个名为“后结构主义”的思想倾向和话语范式开始向各学科领域和文化体系弥漫。 在这里，我们显然没有精力从整体上处理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思想的相互关系②。我们感兴趣的是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语言观对小说批评文本理论的影响及其与中国后现代小说批评的具体相关性。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简要论及结构主义批评与后结构主义批评文本理论同中有异，又异中有同的关系。 从同的方面看，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存在着共同的语言学立场。这主要表现为二者对传统理性形而上学的工具主义语言学持批判态度，都承认符号与现实、能指与所指的二元对立。在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眼中，文本与现实、话语与真实、叙述与历史并不是透明性的“镜式关系”，小说叙述不仅有它独立的自主性，而且反过来还对我们所看到的现实和文本所透视的历史具有“虚构”和“建构”作用。塞尔登在对20世纪西方批评思想的评述中明确指出：“语言是建构的，而非透明的传达思想的工具，这种认识标志着现代批评的特点。”[1]267 毫无疑问，索绪尔语言学是结构主义批评与后结构主义批评共同的理论前提。这一理论前提为结构主义批评与后结构主义批评既提供了基本的精神气质又提供了具体的方法论原则。索绪尔语言学术语繁多，自成体系，对20世纪西方批评乃至人文科学影响甚巨。就我们的主题而言，索绪尔语言学对批评理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它关于语言、符号与实在世界关系的根本看法上。在索绪尔看来，符号具有“任意性”，即是说，语言符号与现实世界的所指物之间不存在着自然决定关系，两者之间的结合是非自然的和任意的。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要建立一门“符号学”，语言学从属于“符号学”。索绪尔语言学将语言理解为一种“符号”，他明确指出：“语言符号连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2]101 索绪尔还用“能指”和“所指”两个术语来分别指称“音响形象”和“概念”。他将语言符号理解为“能指”与“所指”的统一体，符号的“所指”不是现实世界的任何一个具体物品，而是人所创造出来的主观“概念”，这就将语言符号与其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现实世界割裂开来，从而将语言视作一个具有独立价值的符号系统和符号体系。索绪尔语言学从根本上扭转了传统符号学理论，建立了一种全新的符号意义产生机制：语言符号的意义（即“所指”）并不由其所指示的现实世界来确定，它的产生是符号内部“差异”规则运作的结果。举例来说，“树”的意义并不是由现实生活中真实的树来决定的，而是在“树”与“狗”、“水”、“草”、“木”等一系列符号的区别中得以规定其“所指”的语义内涵与逻辑范围。因此，符号意义产生于一种文化的习惯，具有一种非自然主义决定论的“任意性”。索绪尔语言学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对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启示巨大。基于这一语言学立场，文学艺术作品被领悟为一种符号体系或“文本”，而“文本”与“现实”的关系是“任意性”的，“文本”并不是“现实”的“真实再现”。从此，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得以超越传统批评，将批评视点从“现实生活”及其本质属性的探讨转移到“文本分析”和叙述学研究上来。在这一点上，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显然采取了相同的理论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