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本世纪中国文艺发生了三次转换。第一次发生于世纪之初，以“启蒙”与“救亡”为主调，文艺学主动放弃了学科自主位置，成为“启蒙”、“救亡”的工具。第二次转换兴起于本世纪中叶，突出的特点是文艺学的政治化。第三次转换起于80年代初，文艺学由工具性向学科主体性的转换，是文艺学由代言向主讲的转换，体现了文艺学的自身复归，是中国社会世纪发展的结果。 中国文艺学本世纪的三次转换与中国社会本世纪的三次转型具有明显的对应关系，而且在这对应关系中社会转型一直处于主导位置，文艺学转换总是应社会转型而动。这表明文艺学对于社会发展状况的依附，它只能是社会母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在社会母系统中获得存在与发展的整体规定性。中外文艺学莫能外。但这不意味文艺学只能在社会发展中随波逐流，它在社会的整体定性中又总保持其学科定性，即是说，它有自己的根。中国文艺学所以经本世纪三次转换而仍为文艺学，在于它未变其根；中国文艺学无论怎样受西学影响而仍为中国文艺学，也在于它未变其根。自觉其根则转换的努力更能见出成果；盲目其根则千回百转仍归其根，只是要多走些弯路多费些时间。不少人已经因根的盲目而误行其路，做了些蹉跎的努力。 根即传统即历史定性，这是民族的、社会的历史产物。对比一下同样启蒙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和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文艺学，以及同救亡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西方文艺学，都没有发生像中国文艺学前两次转换那样普遍的自觉的工具化现象。西方人也重视文艺在当时的启蒙作用或救亡作为，但他们并不主张文艺因此而丧失自主性并沦为工具。“不管写什么题材，崇高还是谐谑，都要永远求良知和音韵密切符合”（注：布瓦罗：《论诗艺》，引自朱光潜著《西方美学史》上卷，第187页。）——在启蒙运动中新古典主义的立法人物布瓦罗看来，诗艺的价值与光芒只能在诗艺自身。而正是在两次大战的“救亡”期，西方世界出现了一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语言学、现象学、存在主义、符号学的充分体现着文艺学的“自主”性的理论著述。 在中国文艺学的前两次转换中，文艺及文艺学的工具化被看作是顺理成章的事，即便是超然世外的“国粹”派们，也很少有反工具化的主张，他们主要是主张以“国粹”为工具。而在第二次转换中，被公推为中国文艺学导师的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劝教式格言也无力阻止工具化的进程——“这样，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传声筒”（注：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74页。）；“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注：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85页。）。导师们对文艺自主性的强调被我们的转换者普遍理解为对于创作方法的阐述。 中国文艺学的这种必然性转换，就是中国文艺学的“根”在起作用。即便是第三次转换，也仍然是基于这根的转换。 概括地说，中国文艺学的根便是中国文化的人伦特质。 特质这一概念，就其系统性意义说，首见于人格心理学家阿尔波特的人格理论。从功能与同构角度说，借用人格的特质概念于文化，似乎更为贴切。我曾在《中国古代艺术的文化学阐释》（注：拙著《中国古代艺术的文化学阐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这部专著中专门谈过这个问题。文化特质是整个文化系统的一种深隐不显的程序，它历史地规定具有这一特质的文化的展开与发展，它是文化的主体定性；它同化异质文化，当异质文化足够强大时便将自身程序性向着异质文化的作用做出相应调整；它的现实功能在于组构文化发展的动力系统，并为文化的现实发展予以深层次定向。而构成中国文化特质的，是商周时代便已形成的一套人伦模式，这一模式经由后来儒家的理论与实践的强化日趋定型。这模式在中国文化发展中体现出巨大的活力，它导引着中国古代文化在整体性上进行人伦模式的充分展开，使它在这一方向上细密地分化和多系统地网络化，并历史地推衍出一个严整的自上而下的以帝王意志为文化展开动力，以三纲五常为人伦网络关系准则，以科举制为帝王意志的政体理性，以天人合一的浑融体验为人伦理性的思维特征，以农业经济为根基的文化本体。这一文化本体历经两千年不散不灭，充分证明这一文化的人伦特质的同化功能已达到超常的程度。 中国文艺学受制于文化母体的这一人伦特质，它以此为“根”，进行着自己的历史转换与发展。作为中国文艺之根的中国人伦文化特质，对于中国文艺学的生成与发展表现出如下规定性。 1.人伦本体性 中国文化之最突出点，在于它的人伦本体性。所谓人伦本体性，即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置于核心位置，这既是文化展开的出发点，又是文化发展的归依。以人伦关系为问题的核心和以人为问题的核心不是一回事。以人伦关系为核心，关系的得以维持必以部分地剥夺人的个性自由为前提，人的个性自由的实现的程度只能以人伦关系状况为条件，并以不否定人伦关系为前提。这种人伦本性特征概括地说，就是强调人伦关系的历史与现实时代的中心性。这一特征在文艺学的前两次转换中体现得非常充分。第一次转换是战斗地否定既有的人伦关系而建构新的人伦关系，第二次转换则是肯定现有的人伦关系而否定其他人伦关系。至于眼下正发生着的第三次转换，积极参与转换的文艺学学者们都表现出一种民族群体性的或历史性的关注与焦虑，都不乏以中国文艺学的发展为己任的民族或社会群体意识，这也正是人伦关系的整体性意识。为社会而非为个人、个性，为人情的现实而非为概念的体系，这正是中国文艺学世纪转换的割不断的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