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中国学界经历着知识体系的深刻转型，这种转型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超越冷战思维模式、现代化意识形态与西方中心主义的努力，而它们均关涉全球化语境中文化认同与知识体系的重建。在关于后殖民主义、第三世界批评、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中国化）、现代性与中华性、“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功过等讨论中，都不难发现这种重建认同的努力。 重建文化认同的努力是可以理解的，但它的意义（无论是政治意义还是学术意义），要取决于如何重建以及如何看待认同。一个基本的、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全球化已经使得国家（或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变得空前剧烈与频繁，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与杂交成为当今世界文化的基本“特色”。其结果必然是：任何一种纯粹、本真、绝对的民族文化认同或族性诉求都是不可思议的。对于一种多重复合的身份认同的把握需要我们放弃基于本质主义的认同观念（具体表现为以中／西对立为核心的一系列二元模式），尤其是要抛弃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后者总是把一个民族的族性或民族身份绝对化、本质化，用一种更加灵活与开放的态度来思考认同问题。遗憾的是，在90年代中国知识界恰恰随处可以发现本质主义、民族主义乃至新冷战的幽灵。 下面不妨以中国90年代的后殖民批评为例来作进一步的论析。 受后结构主义的影响，西方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对于认同与族性等概念都持有一种反本质主义的态度，致力于解构诸如西方中心主义、普遍主体以及文化同质性的神话；然而中国90年代的后殖民批评却在运用解构主义理论批评欧洲中心主义与西方现代性的同时，又悖论式地持有另一种本质主义的身份观念与族性观念，把所谓的“本土经验”实体化绝对化，试图寻回一种本真的、绝对的、不变的中华族性，并把它与西方“现代性”对举，构成一种新的二元对立。从而告别“现代性”的结果必然是合乎“逻辑”地走入“中华性”。在这方面，《从现代性到中华性》（张法等撰，《文艺争鸣》1994年第2期）一文具有相当大的代表性。一方面，该文在反思西方现代性与西方中心主义的时候，诉之于后现代与后殖民理论，以中国已经置于后现代社会为由指斥“现代性”的不合时宜；而另一方面，却又用这种“后现代”的理论制造出一个新的民族主义话语，复制着本质主义的中／西二元模式。正如有论者指出的：“在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评中，后殖民主义理论却经常被等同于一种民族主义的话语，并加强了中国现代性话语中那种特有的‘中国／西方’的二元对立的话语模式了。”（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结果是：用以解构西方“现代性”以及西方中心主义等所谓“元话语”的武器（后现代与后殖民理论），终于又造出了另一个貌似新颖实则更加陈腐的中心与元话语——“中华性”。换言之，反本质主义的后现代与后殖民理论在中国最后演变为一种更加陈腐的本质主义（华夏中心主义）。这表明，中国式后现代与后殖民话语的操持者离真正的后现代精神还相当遥远；同时也告诉我们，一种在西方第一世界是激进的学术理论话语在进口到像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时很可能会丧失它原有的激进性与批判性。 这种以寻求纯粹的族性为标志的“本真性”诉求也在90年代中国人文学界关于人文科学的“失语”恐慌中鲜明地体现出来。《文艺争鸣》杂志在1998年第3期推出了一组笔谈《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其“主持人的话”曰：“在世纪末的反思中，中国文论界开始意识到一个严峻的现实：中国没有自己的文论话语，在当今的世界文论中，完全没有我们中国的声音。……找回自我，返回文化的精神家园，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成为当今文论界的一个重要课题。”同期中李清良的文章《如何返回自己的话语家园》指出：“没有自己的话语，也就等于说丧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建设新的学术话语体系，其实质是向其固有的文化精神回归。”这是“一种根本性的返家活动。”那么是谁导致了中国文论与文化的家园的丧失？一方面是西方文化霸权，另一方面，也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这种霸权的完全彻底的臣服以及由此导致的对于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因此，后殖民理论在中国不但被用做对于西方的文化霸权的批评，更被用作对于自己所谓“自我殖民化历史”的批判。（这是中国后殖民批判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但是，当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操着西方的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批评话语，用“中华性”、“本土化”、“精神回归”、“返家”这样的术语表达自己的文化认同诉求时，他们实际上在确立一种新的东方／西方、中华性／现代性、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二元对立，延续并强化着一种本质主义的文化与族性观念，后者正是西方后殖民主义批评要解构的。赛义德在他为《东方主义》1995年的修订版所撰写的《东方不是东方》这篇著名后记（中译参见《天涯》杂志1997年第4期）中，着重批评了有些第三世界读者对于《东方主义》的误读，似乎赛义德在批评东方主义把东方与西方本质化的同时，力图建构一种真正的、本真的“东方”。赛义德重申了自己的反本质主义立场，并表明自己从未宣扬过什么“反西方主义”。赛义德师承维柯与福柯的历史学与知识论传统，认为每种文化的发展和维持都需要某种对手即“他我”的存在，某种身份——无论是东方或西方——建构最终离不开确立对手和“他者”，每个时代、每个社会都一再创造它的“他者”。对而，赛义德强调：“自我或‘他者’的身份决不是一件静物，而是一个包括历史、社会、知识和政治诸方面，在所有社会由个人和机构参与竞争的不断往复的过程。”这也就是说，所谓身份、认同等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流动性的、复合性的，这一点在文化的交流与传通空前加剧、加速的全球化时代尤其明显。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已经很难想象什么纯粹的、绝对的、本真的族性或认同（比如“中华性”），构成一个民族认同的一些基本要素，如语言、习俗等，实际上都已经全球化，已经与“它者”文化混合，从而呈现出不可避免的杂交性。我们只能在具体的历史处境中、根据具体的语境建构自己的身份。此可谓后现代身份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