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568(2000)03-0102-11 尽管审美人类学这一名称仍很少为学者们使用，但近年来学术界出现一种倾向，企图把美学与文化人类学结合起来，以找出美学新的研究方向与内容，不少学者也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事着这一领域的研究。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审美人类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可能性，它的研究方法和学科意义，提出初步的看法，以就教于学术界的专家学者们。 一、审美人类学的可能性 1、从美学研究的危机谈起 是否有必要开展审美人类学研究还应当从当代美学面临的危机谈起。美学面临的危机在中国学术界是一个既重要又沉重的话题。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从王国维开始直到现在，美学都与社会发展、社会现代化进程直接相关，并承受着西方强势话语的压力，是学者们对中国命运思考的折射。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化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就有学者讨论美学的危机，这表现在：(1)80年代以后，美学话语在学理层面出现某种断裂，一方面倾向于大众化的“审美文化”，另一方面退守体现人文精神的文学批评。在某种意义上，8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审美文化研究，正是美学自身深刻危机的表现。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美学界在美学理论重大问题的研究方面似乎丧失了自信，这也可能是中国美学长期以来与社会问题有联系，而让学者们感到沉重，不约而同地转向审美文化研究。作为学术话语，审美文化研究最基本的内涵就是美学的世俗化、日常生活化，即把美学研究与现实的大众文化、现实的消费文化相结合，这使得美学从文化边缘向文化中心过渡。美学现在确实成为社会的中心话语之一，但就在关于美和美学的一片众声喧哗中，美学自身的活力萎缩了。其实，美学从产生到发展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是一种边缘话语，一直是与社会物质领域的现代化进程相对立的文化力量。（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以德国古典美学为例，从温德尔曼到莱辛，到康德、席勒、黑格尔都有一种很强的乌托邦精神，这是美学能对社会进行清醒反思与批评的基础。一旦美学的立场与物质性的要求、社会主流愿望相共鸣，它的批判力，它那不同于现实话语的超越性也就丧失了。因此，美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就成为很多理论家思考的重要问题。(2)美学的语言学转向：这也是学术界多次讨论的问题，但却是一个迟到的问题。西方美学已经历了语言学转向这一过程，历史不会重复，中西方美学在语言学转向方面其学术背景与目的都是不相同的。在我们看来，当代中国美学的语言学转向并不能看作美学的实质性发展，它恰恰暴露了美学自身危机的一个方面，即美学转向或变成文学批评。美学应包括文学批评，美学与文学批评有内在的联系，但文学批评只能是美学的组成部分和功能之一，而非全部。当然，美学的语言学转向是有其合理性的。传统美学是黑格尔时代美学的继承与发展，它具有浓厚的形而上学色彩，思辨性很强，语言学转向使美学能借鉴现代语言学系统的理论和方法，增强其实证性和可操作性，更好地把握与辨析一些抽象的理论问题。但是，语言学转向最基本的理论资源来自索绪尔和雅各布逊的语言学，其理论框架是二元对立，它作为一种哲学方法论，在后结构主义兴起后，已经受到深刻的批评（注：关于索绪尔语言学与二元对立概念框架的关系参见《Untxet——后结构主义文选·导言》。）。如果美学仅限于叙事学，仅限于对文学作品叙事结构的分析，显然大大缩小了其研究的范围，对自然美、社会美以及其他美学方面就会丧失分析能力。(3)美学研究的心理学转向。它对美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动力，把美学从形而上学的纯粹的理论思辨中解脱出来，使美学与人的审美经验，现实生活经验建立起联系。但心理学美学所吸收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拉康的心理学方法等在西方学术界也走向了某种危机。西方心理学的学术资源是西方社会文化心理，20世纪西方社会文化心理的最基本特点是个人主义和自恋倾向。西方文化的自恋性从古希腊开始，发展至20世纪，已趋登峰造极。物极必反，这是一个规律。1986年詹姆逊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一文中指出，在后现代文化条件下，西方心理学、美学、文化哲学的学术动力已面临枯竭，需要从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中寻找新的文化动因（注：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第516-546页，三联书店，1997年版。），这一观点在西方和中国的学术界都引起了巨大反响。西方美学的心理学派中，最富于成果和生命力的是精神分析的方法和理论。在精神分析理论中，自恋性是与俄狄浦斯情结相联系的，这种自恋性或者说对自我的高度关注，是西方文化自文艺复兴以来不断发展的巨大的内在动力，尤其在自恋文化被精神分析理论指明和系统化后，它成为20世纪西方文化得到繁荣发展的基础之一。但正如伊格尔顿在《美学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俄狄浦斯情结已走向苍白，丧失了文化的内驱力（注：参见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自恋文化发展到今天，已丧失了往更高层次发展的能力，对西方心理学而言，找不到走出自恶性文化的学术资源和理沦方法。西方心理学自身尚存在危机，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上的中国心理学美学自然也存在着学理上的危机。 中国美学的理论框架来自西方，在消化、容纳中国的学术资源时，这种学术话语体系与中国话语系统发生冲突，来自西方的各种理论之间也具有相斥性。由此提出了如何有效利用中国的学术资源的问题，这就需要认真研究中国经验的人类学阐释问题。中国美学的理论根基，应该建立在中国经验的文化人类学解释的基础上，这包括中国特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制度，以及由此制约的心理习惯和审美习俗，这些都决定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情感特征和表达方式。当代西方学者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开始对东方和中国文化加以异乎寻常的关注。佳·查·斯皮瓦克1992年发表《论艾柯》一文，认为西方哲学、美学、心理学的自恋情结已走向极端，建议转向对东方文化的研究，以寻找文化发展的新模式。她认为西方文化以喀索斯（古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因迷恋自己在水中的倒影，而变成水仙花，喻指自恋性，与视觉思维相联系）为象征，东方文化则具有与西方文化不同的心理特点，以艾柯（古希腊神话中哈索斯的情人，求爱被拒绝后化为山谷中的回声，喻指恋他性，与听觉思维相联系）为象征，东方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兼爱、利他、含蓄、流动性等特点，正是西方文化走出以主客体二元划分为基础，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参照系。（注：佳·查·斯皮瓦克：《论艾柯》，载New Literary History 1993年第1期，第17-43页。）在这样一个学术背景下，作为中国学者应当妥善地利用中国特有的学术资源，包括典籍中的大传统，也包括长期被忽视的存在于民间的小传统，以图在理论上有所贡献。我们不应仅局限在搜集、整理自身学术资源的水平上，还应当以此为基础，去作出理论阐发，这样才能发展中国美学，并在世界学术界发出自己的声音。 2、美学与人类学的联系 美学与人类学有着漫长的、相互联系的历史。可以这样说，美学在其发育的早期阶段，就与人类学有着一种内在的联系。美学与人类学的联系早在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时已经存在。人类学与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浪漫主义美学运动有很深的联系。例如英国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的文论中都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诗歌应当到民俗中、到乡间去寻找已经逝去或模糊的传统，把这些传统找出来，用文学的方式加以表现，才是真正的，最好的诗歌。他们的观点与人类学观点不谋而合，到乡间去寻找已经消逝的文化传统，正是人类学的田野作业强调的。维柯的《新科学》既是一部美学著作，也是一部人类学著作，是美学与人类学融为一体的著作。在该书中，维柯提出一个曾对马克思《人类学笔记》产生重要影响的观点：诗是人类的母语。维柯所讲的诗是广义的诗，在人类早期指神话，在浪漫主义时期是艺术，它表达着人类最基本的要求、欲望，是人与人之间进行深刻交流的媒介，人可以通过诗这种母语，超越种族、阶级、时代的界限进行交流。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和美学运动在研究对象上与人类学有许多共同之处：它们都对原始社会、原始文明（主要是神话）抱巨大的兴趣，都对社会进步后乡村民俗中仍以某种形式保存的远古神话的残留抱有巨大兴趣，这体现了两者有着共同的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