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说：“古人论文，惟论文辞而已矣。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苏辙氏出，本韩愈氏说而昌论文气，可谓愈推而愈精矣。未见有论‘文德’者，学者所宜深省也”(278)。在章氏看来，似乎刘勰的《文心雕龙》没有论及“文德”问题。其实，《文心雕龙·原道》开篇即曰：“文之为德也大矣。”①当然，这个“德”是指产生或性质，不符合章氏乃至通常“文德”的含义。《文心雕龙·程器》篇曰：“瞻彼前修，有懿文德。”正式标举出“文德”说。通观全书，不仅《程器》篇专门论述这一问题，其他各篇，特别是文体论部分，都涉及“文德”问题；而且刘勰的“文德”论具有独特的内涵和意义，远非章学诚“文德”论所谓“临文之不可无敬恕”涵盖得了的。鉴于学界在“纯文学”视野下评论刘勰“文德”论颇有歧异，②故拟重新剖析。 一、岂曰文士，必其玷欤？ “文德”是中国传统文史学术的一个基本问题，可以追溯到《论语》所谓“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宪问》)。孔子一方面指出“德”是“言”的基础，另一方面又认为“言”与“德”是可以相背离的。王充《论衡·书解篇》对孔子“文德”论作了发挥，曰：“夫文德，世服也。空书为文，实行为德，著之于衣为服。故曰德弥盛者文弥缛，德弥彰者人弥明。大人德扩，其文炳；小人德炽，其文斑”。③这里“德盛”则“文缛”云云，就是本于孔子的“有德有言”论。东汉后期，学术分化，王充《论衡·超奇》划分出“儒生”、“通人”、“文人”和“鸿儒”四类。其中“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其地位在鸿儒之下、通人之上。“文人”作为新出现的一个群体，更以范晔《后汉书》首次在正史中列《文苑传》为标志。 “文人无行”论几乎是伴随着“文人”身份的独立而一同出现的。东汉灵帝时设立鸿都门学，给那些“造作赋说，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④的文人晋身朝廷创造了机会，这些鸿都门士“以词赋小技掩盖经术”(叶适364)，遭到传统鸿儒士人如蔡邕、杨赐、阳球等人的激烈抨击。这些文人所遭到的抨击，除了出身卑贱外，就是品行不端。《后汉书·阳球传》载阳球奏罢鸿都文学，斥责鸿都文学乐松、江览等人“皆出于微蔑，斗筲小人，依凭世戚，附托权豪，俯眉承睫，徼进明时”。⑤正是基于现实里儒士与文人的这种冲突，基于儒士抨击鸿都门士品行不端而形成的舆论力量，曹丕《与吴质书》才下了“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的断语，“文人无行”于是成为对文人的基本评判，在社会上流行。如三国时韦诞苛评建安文人：“仲宣(王粲)伤于肥戆，休伯(繁钦)都无格检，元瑜(阮瑀)病于体弱，孔璋(陈琳)实自粗疏，文尉(路粹)性颇忿鸷，如是彼为，非徒以脂烛自煎糜也，其不高蹈，盖有由矣。”⑥沈约《宋书·颜延之传》论颜延之曰：“好读书，无所不览，文章之美，冠绝当时；饮酒不护细行。”⑦又于《武三王传》引述刘义真的话曰“(谢)灵运空疏，(颜)延之隘薄，魏文帝云‘鲜能以名节自立’者”。⑧ “文人无行”论是将孔子所谓“有言者不必有德”这一“或然判断”绝对化，变为“必然判断”，于是真理就走向了谬误。刘勰对“文人无行”这个颇为流行的“定论”就很不以为然，他的“文德”论就是从“破除”这一流行的定论入手的，在《文心雕龙·程器》里首先予以批驳。对于世人盲目认同曹丕和韦诞的“文人无行”论，刘勰感叹：“吁，可悲矣！”他列举司马相如等16人之疵病，承认“文士之瑕累”的确存在，紧接着用辩驳的口气说“文既有之，武亦宜然”，并列举了上从管仲、下至王戎等“将相”的“疵咎”，指出这些“无行”的将相因为“名崇”而“讥减”；而文人贫贱，处于下位，故多招致非议，可谓是双重的不幸！刘勰为那些穷贱而遭讥讽的文人叫一声委屈！同时又列举了忠贞的屈原、贾谊，机警的邹阳、枚乘，淳孝的黄香，沉默的徐干等为文人正名，反激出“岂曰文士，必其玷欤”的诘难。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程器》篇里列举了16位文人的疵病，刘勰并没有认为这些疵病给文学创作带来不良的影响。《体性》篇在论述“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时列举12位文人来说明风格决定于性情，其中有六位就是在《程器》篇有疵病的：司马相如之疵是“窃妻而受金”，但“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扬雄之疵是“嗜酒而少算”，但“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班固之疵是“谄窦以作威”，但“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王粲之疵是“轻脱以躁竞”，但“仲宣躁竞，故颖出而才果”；潘岳之疵是“诡祷于愍怀”，但“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陆机之疵是“倾仄于贾、郭”，但“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六人的文风决定于他们的情性而非德行。特别是品评王粲，《程器》和《体性》用语一致，“躁竞”是王粲之“疵病”，也是他的性格特征，但“躁竞”造就了他“颖出而才果”的文风，似无贬义。显然，刘勰在论述作家成就高下和文章风格时，不是着眼于他们的德行。 刘勰在这样一部“深得文理”的论文著作中，抛开并驳斥“文人无行”论，对于矫正世人苛责文士的偏颇和错误，还文人以公道，提高文人的社会地位，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文人无行”论这种普遍流行的价值偏见和歧视，不少“文人”在仕途上遭遇挫折，受到压抑。谢灵运是公认的文章作手，诗赋一出手，马上传遍京师。但是据《宋书·谢灵运传》记载，他到了朝廷之后，“文帝唯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宋文帝拘于“文人无行”的成见，并没有重用他。而他“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正是这种不幸的遭遇，使得谢灵运性格褊激。后世史家，常颠倒因果，谓他是文士，性格褊激，故而不受重用。如裴子野就抨击他“才华轻躁”，“召祸宜哉！”⑨似乎文人的穷厄是咎由自取。社会上对文人的成见可谓深矣！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成见造就了文人的“无行”。刘勰驳斥、抛弃这种“文人无行”论，不恰是对文人的精神松绑和洗冤正身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