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世纪是文化大交流时代，也是中国文艺理论开始和西方接触和碰撞，并走向更宽广境界的时代。而王国维正是自觉到这种现代文艺美学意识的重要学者。他的学术思想体现了从“小文化”向“大文化”，从“受动时代”向“能动时代”的转折，为中国现代文艺美学的发展开拓了思路。 【关键词】 大文化 20世纪中西文艺理论交流 学无中西 道通为一 世界文学 翻开20世纪中西文艺理论交流史，王国维（1877～1927年）的名字会首先出现在我们眼前。这位生活在世纪之交的学术大师，在把传统文化精神香火带进现代文明殿堂的过程中，燃尽了自己的生命。无疑，王国维是一个标志性人物。要想真正理解和把握其在现代中国文艺美学上的价值和意义，就不能不跨出任何一种抱残守缺的文化观念，去拥抱一个开放的、完整的理论时代。 理论生命的完整意味正是从这里显示出来的。 一、从“小文化”到“大文化” 20世纪是人类文化进入一个大交流、大汇合的时代。这个时代到来的前提是，一方面是物质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精神文化上的欲望和追求。后者是一种对完整、对超越、对开放的欲望和追求，更是一种对残缺、对偏狭、对封闭的不满和对抗。在这个时代，某一地域型或某一民族性文化传统的怀疑者或叛逆者有可能不再是完全的文化意义上的孤独者和破坏者，而成为不同地域文化传统的沟通者和新文化形态的建设者。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情形不仅仅发生在经济文化上向外扩张和发展的西方发达国家，而且也发生在经济文化发展滞后的东方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讲，20世纪人类文化处于一种转型期，它正在从一种分散的、隔绝的、各自自成系统的小文化形态，向一种综合的、沟通的、互相紧密相连的大文化形态转化。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不能不重估和重建一系列文化价值标准，在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中寻找同源、同理的线索，在不同的文化体系之间，拥有互相理解的桥梁，并创造一种更有包容性、也更有凝聚力的精神文明。 显然，只有到了20世纪，交流才成为一种自觉的历史意识。没有它，文明就不会诞生和发展，人类就不可能从野蛮状态中解脱出来。美国学者罗伯特·路威（Rebert H Lowle）在《文明与野蛮》《Are we civilized human cultureinperspective》一书中已提出这种观念。他以1877年绝种的塔斯曼尼亚人（Tasmanians）为例，提出并且回答交流之与文明进步这一问题：“他们没有草房子，只有简陋得可怜的障壁，他们不知陶器为何物，甚而至于他们的石器也不比（假定是）三万年以前的尼安得特人高明。为什么他们会落在别的民族后面整万年呢？是因为气候炎热影响人的智力吗？塔斯曼尼亚在赤道以南的距离和费城（Philadelphia）在赤道以北的距离不相上下；关键在当初的塔斯曼尼亚人一到了他们家里以后，立即和外面的世界断绝往来，他们自己和他们最近的乡邻澳洲人全都没有可以促进交通的船只。拿这个和历史上的任何复杂文化比一比，古代的埃及人和巴比伦人互相受影响，巴比伦人本身便是苏末尔人（Sumerians）和阿卡得人（Akkadians）的混合物。中国人老早和这些高等文明有接触，过后又从马来人、突厥人、蒙古人那里输入不少发明，希腊人的文化建筑在埃及人所立的基础之上，罗马人又尽量从希腊人那儿搬过来，我们的现代文明更是从四面八方东拼西凑起来的一件百衲衣。我们的文明的仓库丰满，塔斯曼尼亚文明的仓库空虚，不为别的，只因为我们前前后后接触过异族不计其数，而塔斯曼尼亚人接触过的简直等于零，因为任何民族的聪明才智究竟有限，所以与外界隔绝的民族之所以停滞不前只是因为十个脑袋比一个强。[①] 文明如此，文化也是如此。若干年前，我曾提出大文化和小文化的概念。所谓大文化，就是指一种开放的，由多种文化交流融合而成的文化形态，这是一种具有包容和转换能力的、在现代社会中富有活力的文化，唯有这种文化今天是有前途的，能够在新的文明阶段继续存在；而所谓小文化，是指一些自给自足的，在相对封闭状态中存在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在今天无论如何珍惜并试图加以保护，都不可避免地走向消失或名存实亡。 不过，虽然考察这种交流过程已成为当今学界的热点课题，但是对这种交流本身的理解仍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完整。有一种看法认为，由于经济发达水平的差异，20世纪人类文化交流的主要流向是从西方到东方，即处于封闭和落后状态的东方文化在危机之中向西方文化求救，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而西方文化是“输出者”和“征服者”，主要是向东方国家和民族输出文化，由此也就产生了“西方文化侵略论”、“殖民主义文化论”等等立论和说法。如果不进行深层的文化探究，这种看法似乎很符合实际，很有说服力。但是从进一层分析就可以看出，这种说法除了把东方文化塑造成一种被虐待、甚至被强暴的形象之外，并不能给人们提供什么有益的东西。相反，一种对人类文化交流过程及其意义的怀疑开始出现，人们恐惧会在这种交流中失掉自己的传统文化，因而纠缠于对外来文化进行对抗和搏斗。 这种搏斗已经持续了几千年，这几千年也是人类根据不同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需要进行规模组合，从氏族部落到部落联盟，再到民族国家、多民族国家，以至于更大规模的跨民族、跨国家的国际联合体出现的历史过程。文化作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精神命脉，作为一种心灵图腾，曾经与某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政治体制、思想权威、甚至宗教仪式、神话传说连在一起，共同构成一种合乎人们想象，合情合理，合乎日常生活逻辑的意识形态。它不仅为个人思想行为规范提供依据，更为国家权力以及既定利益分配的“现实存在”提供难以动摇的思想基础。因此，文化的功利化、物质化和其神圣化、神秘化在人类历史上是同一过程，都不约而同地寻求着共同的平衡。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在不同范围内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文化圈，它们彼此竞争而又彼此隔绝，把必要的交流限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尽力维护自己生存状态的稳定性。 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对于文化交流意义的认识经历一个痛苦、矛盾的认识过程。因为交流本身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需要，即便是从最基本的生物进化过程来说，没有横向的联姻交媾，人类就无法从最原始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在这方面，人类也许是地球上最早觉醒的物种，所以最原始的氏族部落也禁止内部通婚。然而，由于人类生存和认识能力的局限，不可能创造一种宽容的文化观念和机制进行交流，而更重要的，在当时的文化群体意识中，血缘、肤色、民族、宗教等因素是难以逾越的界线，每一种文化都难以接受和容忍不同于自己属性的因素，以此来维护自己文化的尊严，所以，为了进行这种交流，人类一开始就不得不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战争和暴力曾是进行这种交流并有效地保存自己的有力杠杆，由此强悍的部落能获取弱者的妇女、财产和劳动力；而弱小的部落（主要是武力因素显示出来的）则因此会失去自己的生存地位和文化权利。因此，在崇尚暴力的时代，文化交流不可能是平等的，它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征服。这种征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交流，带来了历史发展新的机遇，但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痛苦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