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7)03-0243-06 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高校文科各个专业不但在争取硕士点、博士点上面下了很大的工夫，80年代后期又开始建立国家级重点学科，目前国家重点学科也建设到了第三期。在世纪之交，教育部又下了大决心确立了100个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目前基地的建设也进入到了第二期。国家为什么要拿出这么多经费来建设文科博士点、重点学科和研究基地呢？这些学术组织担负的任务是什么呢？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有悠久的历史，1953年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文艺理论教研室。新时期以来，文艺学专业于1983年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文艺学专业博士点，2000年文艺学研究中心被确立为教育部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2年该专业又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我自己一直置身其中，参与了文艺学专业的学术组织工作，有一些体会。我想从中国新时期文艺学专业三十年学术的发展来分析高校文科学术组织的任务，回答上面提出的问题，以便加强和提升自觉建设文科学术的意识。 一、政治化——“路线”话语 新时期开始之际，文学理论界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从“文革”路线的完全政治化的话语中解放出来。“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就是“文革”路线留给我们的“遗产”。我们是要继续接受和背负这份“遗产”呢，还是要拒绝这份“遗产”？这就展开了“凡是”派和解放思想派之间的斗争。 1979年对文艺学界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上海文学》第4期发表了《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一文，文章认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是造成文艺公式化概念化的原因之一，是“四人帮”提出的“三突出”、“从路线出发”和“主题先行”等一整套唯心主义创作原则的“理论基础”。“如果我们把‘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作为文艺的基本定义，那就会抹煞生活是文艺的源泉，就会忽视文艺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就会仅仅根据‘阶级斗争’的需要对创作的题材与文艺的样式作出不适当的限制与规定，就会不利于题材、体裁的多样化和百花齐放。”[1] 文章强调，“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有关，并认为“工具说”不符合文艺的特点，结果把文艺变成政治的传声筒。政治错了，文艺也跟着错。应该说，这篇文章从解放思想的立场触及到了文艺从属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根本问题，从而引起了一场大讨论。以这篇文章为导火线，从1979年到1980年，文艺学界围绕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维护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学者和认为文艺不从属于政治的学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争辩。双方都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面找根据，从文学发展的历史找根据。应该说，不论当时争论双方是否意识到，他们所说的所主张的并不是个人的话语，而是不同“路线”的话语。 “路线”话语的变化，还是自上而下展开的，是从周扬1979年11月1日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报告《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征求意见稿”开始的。当时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就“征求意见稿”于当年9月8日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全文的关键似在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出新的提法，不再因袭过去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过去的提法有许多讲不通的地方，过于简单化，但现在不必加以批评，还是要给以历史的积极的解释和估价，因为它是时代的产物，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然也产生了消极作用)，但现在仍然因袭就不适当了。我们想这可能是这次文代会能否开好的一个关键。”[2] 这是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党内专家第一次提出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和“文艺为政治服务”。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祝词》(1979年10月30日)中说：“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3] (P9-10)随后不久，邓小平又在《目前的形势与任务》(1980年1月16日)中说：“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3] (P108)胡乔木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1981年8月8日)中，对此作了进一步阐释：“我们的一切政治归根结底都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手段，政治本身并不是目的”，“我们不能为政治而政治，所以也不能为政治而文艺等等。” 作为政治化话语向学术化话语的过渡，这段时间文艺学界讨论了毛泽东过去提出的“形象思维”问题、“共同美”问题。 我想强调的是，在新时期开始之际，文艺学界似乎很热闹，每个人都在发言，但我不得不说，多数人的发言仍然是有不同“路线”背景的，并没有进入到深厚的学理层面，因此这不是众声喧哗，不是百家争鸣，如果说有“家”的话，就是“极左”一“家”，或反“极左”一“家”。不论你那时说了什么，不过是两家中某一“家”的话语而已。因此，那时高校的学术组织虽然大多恢复了“教研室”的活动，但活动的内容主要是教学，至于学术观点上同一个“教研室”就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声音，即两种政治化的“路线”的声音。除一些例外，“教研室”不展开任何学术研究的活动，也没有学术研究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