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文艺研究 回顾将近50年的当代文学观念的演变，我们既会为文学在政治风云中挣扎、寻觅和自我更新的历程感慨万千，也会为文学始终受政治影响和他者话语的影响，难以独立地观照中国现实的问题，进而逐步提出自己的理论命题而倍感焦虑。也许，意识到文学受制于“工具论”、“反映论”难以获得独立，还仅仅是表面的收获，如果当代文学在“形式本体论”、“解构论”等各种西方文学理论的支配下，不能获得文学理论的独立，一旦西方话语丧失影响力，当代文学回到传统“文以载道”的老路上去，或许就是必然之路，当代文学在西方各种思潮支配下产生的创作现象和热闹景观，也就可能成为虚假繁荣的同义语。造成这种循环的深刻缘由或许在于：如果中国文化的转型不可能走西方文化的发展之路，那么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它不同于传统文学的新生形态，也就不可能被任何西方文学理论来说明。我们的困窘是：在“工具论”、“反映论”的时代，我们不满意一种文学观制约下造成的万马齐喑，而在西方各种文学观纷至沓来后的今天，我们又不满意它们对解决中国当代文学问题的无力和隔膜，于是，我们的不满，便成为用中国当代的理论话语来揭示当代文学症结之艰难的体现，也成为我们反思当代诸种文学观的理论局限的重要契机。这样，对既定文学观念局限的分析，就与发现和积累中国自己的当代文学观念保持同步。而阐明纷繁复杂的当代文学理论的问题，又只能抓住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文学观念，我把它们分为：“文学工具论”，“文学反映论”，“审美活动论”，“文学是人学”，“形式本体论”，“文学解构论”六种。 一、文学工具论 应该说，“文学工具论”是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念在特定政治历史时期一种登峰造极的体现，并由此式微着这种文学形态的衰落。最为代表性的提法，莫过于“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文学为政治服务”等。其间蕴含两层意思：一是文学的存在与否和存在形态，是为政治所左右的，在此意义上，文学的轰动和文学的沉寂都受制于政治的操纵。这一特质，使得当代文学迄今并没有在根本上摆脱工具性，并因此使得新时期文学走向独立的言论略显浮浅，使得市场经济下的文学与政治无关的看法略显乐观。二是文学所传达的思想和观念，必须是能代表统治阶级思想、体现统治阶级利益的社会的主导思想和群体观念，并且在文学表现上，常常以“思想大于形象”的面目出现，这使得“工具文学”的内容不仅具有群体特征，而且具有观念特征。“群体特征”可以将政治冲突的双方都囊括其中，这样，揭批“四人帮”的伤痕和反思文学，一定程度上也就带有工具文学的嫌疑，而“观念特征”虽然不是工具文学所独有（如想象力贫困的创作），但由于工具文学“布道”的急迫性、终极性，常常会使文学成为观念文学甚至概念文学，所谓“公式化”，正是“道”以及“布道”的一致性的集中体现。粉碎“四人帮”以后，文学从为政治服务转变到为人民服务，使得工具文学改变了原来仅仅体现统治阶级思想的单一性和狭窄性，看似显得丰富而富有弹性，但由于政治常常被解释为人民利益的集中反映，满足人民的多种审美需求和艺术需求，恰恰是政治在执行自己集中的权利时，更注重方法，因而也更加成熟的标志。这样，说“文学为人民服务”已不是工具文学的倡导，至少在实践上不能体现出深刻之论。尤其是，由“文学为人民服务”所产生的多种文学形态的生存权，最后仍然必须由政治来解释和规范时，文学的工具性，也就不可能获得我们曾经希望的那种消除，并且也不可能在某一个早晨，通过政治话语来“宣布”消除。由政治所操纵，而不是由文化和法律所规定的文学，本质上也就难以改变文学的工具性。这无疑使得工具文学在中国当代的形态显得复杂起来，甚至在西方最为激进的思潮——后现代文学，之所以能被中国现实所容纳，如果它们不是扮演了与现行政治的稳定意图合谋的角色，它们能避免早期新潮文学在中国受到冷遇的命运吗？但是显然，我们在一般意义上，怎么会承认“后现代文学”是工具文学呢？ 特别是，由于中国文化以儒道的“入世”与“出世”为循环机制，以“为政治服务”和“躲避政治”为两种交错的生存形态，这就使“文以载道”分化成“为人生、社会而艺术”和“为艺术、自我而艺术”两种文学形态。文学本来不应该存在“人生和艺术”、“社会和自我”的分离、对立，但工具文学由于强调对“道”的从属性，并且又将“道”划分为国家、社会的遵命之道，以及自我、自私的生存愉悦之道，这就使为社会、人生的文学常常缺乏个人的思想、情感，而为自我、为艺术的文学又常常缺少对现实必要的关怀，以及由这种关怀提升出的个人的见解和责任。前者厚重但缺乏个体的张力、灵动，后者因失去更为广博的现实关怀而使个人停留在琐碎、狭窄的个人愉悦之情的表露之中。如果说古代屈原的愚忠和陶渊明在南山下的悠然有这种迹象，现代赵树理朴拙的乡土文学和周作人闲适的小品文秉承了这种文化遗风，那么，当代的革命文学、改革文学与新潮文学凭智慧和技巧写作的部分的“玩文学”，又焉能不是这两类文学的继续？如果说，载“政治之道、群体观念之道”是比较显然的“工具文学”，那么载“私人之道、个人生存愉悦和生存智慧之道”，又焉能不是“文以载道”的一种文化性显现？我将这种显现称之为“工具文学”的“变种”——“玩具文学”。 “玩具文学”虽然是一种“私人文学写作”，但由于它依然是工具，所以也就避免不了所载之“道”的群体特性。也即品茶、玩古，技巧与智慧虽然是通过个人显现的，但它本质上却是每个人皆有的生存情调，也是中国人都会看重的生存之道。每当社会处于动荡和混乱之际，既定的价值系统瓦解，不问时事的生存快乐之道，就最会成为社会的普遍追求，而卜卦、禅术、生存之术、闲适文、生活随笔，也就最会成为市场畅销的“文学”。由于生存愉悦是这类文学的最高目的，所以艺术性、文学性本身，作品的境界、内涵的深广，以及好文学必备的启示和感动力量，在这类文学中只能是被“牺牲”着的。阅读这类文学，是否能在生存之道上有所收获、启迪、领会和神游，是衡量文学的唯一尺度。这自然使这类文学显得精致、乖戾、轻巧、噱头。但在损害作品的文学性这一点上，“玩具文学”与“工具文学”是殊途同归的，在个人的思想贫乏这一点上，两类文学也是大同小异的。也因为此，“工具文学”可谓典型地体现中国文化的一种主导性文学形态，甚至伴随着中国文化的始终。工具文学的这种文化特性，使得彻底告别工具文学的当代努力，多少显得一厢情愿。 70年代末，理论界曾经对“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非科学性进行过批判，强调“工具论”不能概括文学的全部功能（诸如审美功能、娱乐功能等），也容易导致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倾向[①a]；到了80年代中期，更有学者依据西方形式本体论的艺术观，指责“文以载道”基本上就是一种“非本体”的文学观[②a]。今天，学术界对以政治为中心、不尊重艺术创作的独立性和内在规律的“工具文学”的反感，已成为一个基本共识，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情感特性、形式和形象的自足性，也都发表过充分重视的意见，但对“文以载道”、“工具论”是不是一种文学本质论，文学本质论与文学本体论是否有一定程度的区别，文学如何在潜在的载道功能上超越载道，当代中国文学观建设和“文以载道”的某种文化性联系等，理论界却并没有比较深刻的分析和研究。这些问题的悬而未决至少使“工具文学”显现以下几种局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