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the other)的概念是由西方人首先提出来的。在殖民扩张的过程中，欧洲国家积累了许多对于与自己不同的“他者”世界的记述和认识，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逐渐形成了一股探寻“他者”的热潮：“在‘被发现’的地域传教士、探险家不断地出没于这些‘他者’的世界，同时也把军队和控制权延伸到这些所谓‘蛮荒’的世界，大批猎奇式的‘异文化’的记录和描述，开始在欧洲流行起来。在和‘他者’的接触中，欧洲人确立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立场，他们把新大陆和非洲等为代表的‘他者’的世界，视为野蛮和未开化的世界。与这一‘他者’相对应的欧洲被认定为理性和文明的世界。其实，即使在18世纪前，在诸多的旅行记中，对于‘他者’的认识已经被贴上了野蛮的标签。”（注：麻国庆：《走进他者的世界》，学苑出版社2001年第1版，8页。） “他者”和“自我”(Self)是一对相对的概念，西方人将“自我”以外的非西方世界视为“他者”，将两者截然对立起来。所以，“他者”的概念实际上潜含着西方中心的意识形态。其实，“他者”的观念在中国古代也早已有了类似的表述，如“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已经把“我族”与非我的“异族”区分开来，并且带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甚至于歧视异族的心理。清朝时期强调夷夏之防，仍然是把外国人看成未开化之“夷”人，后来虽被迫无奈欲“师夷长技以制夷”，在承认西方人船坚炮利的科技进步的同时，却还摆脱不了华夏中心的心态。在一个民族强大，或自认为强大的时候，就很容易产生自我中心的思想，并以其权力话语来构建“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强势的民族（或国家、社会）才有资格使用这种话语。一个民族或国家只要拥有足够的自信，就一样可以把其他的民族或国家视为“他者”。“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如果自足独立，完整统一，就意味着它获得了自我意识，也使它能与其它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区别开来。所以，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在文化上的差异，既是他们相互交流的必要前提，也是他们之间互为‘他者’的前提。实际上，在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独立自足的特性中，已潜在地隐含着成为别的民族的‘他者’和把别的民族视为‘他者’的可能性。”（注：邹跃进：《他者的眼光——当代艺术中的西方主义》，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8页。） 一、东方文化的他者化倾向 近年来，在中国文坛、影坛上出现了“为翻译而写作”和“为获奖而拍摄”的现象，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但这种“他者化”倾向并非中国文化界所特有，而是在阿拉伯、印度等东方国家都普遍存在的。它的形成既有东方创作主体自身的原因，也有西方文化市场的诱导因素在起作用。 欧美文化市场对现当代东方文学、电影、音乐、绘画等文化产品的消费具有极大的片面性，无论是中国、阿拉伯，还是印度的文学／文化产品，（注：按照季羡林先生的世界文化体系理论，将世界文化划分为中国文化体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和西方文化体系，除西方文化体系外，其他的三个文化体系都属于东方文化的范畴。）在欧美文化市场上的遭遇都是非常相似的，甚至是基本相同的，即欧美文化市场对东方文学／文化的消费不是以反映东方文学的整体面貌和文学美感为目的，而是按照西方人的标准有选择地进行翻译、引进、介绍和研究。 这种选择性消费经常置原文化主体的文艺美感于不顾。如阿拉伯作家赛利姆·巴拉卡特(Salim Barakat)的一部与拉什迪《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在主题和风格上都极为相似的小说《黑暗中的圣人》(Sages of Darkness)，讲述一个毛拉(Mullah)的新生儿超自然成长，在出生的当天就提出结婚的要求，而他的傻老爹也居然安排这位“婴儿”与痴呆的堂妹成亲，他们之间还有多次怪诞的性遭遇。这部对阿拉伯读者没有多少文学美感、甚至读后生厌的作品，从一个完全外在的、与阿拉伯经验无涉的角度叙述一个荒诞的故事。许多阿拉伯读者对之不屑一顾，而它却竟然被译成英文在西方世界流传，其原因就在于西方读者认为这样的作品体现了阿拉伯世界的野蛮、荒诞和变态色情诱惑，它符合西方读者心目中的“阿拉伯形象”。作者为了吸引读者的注意，在标题之后、正文之前先罗列了一份“参与本小说的傻子们”的名单。（注：Salim Barakat,Fuqaha'az-Zalam(Manshurat Mu'assasah Bisan Baras l-Sahafah wa an-Nashr wa at-Tawzi',1985,l[st]edition),p.5.） 为了抵御东方价值和美感的渗透，西方的某些东方学家甚至在介绍、翻译作品时有意抹杀原作内容的复杂性。阿拉伯女作家汉娜·谢赫(Hanan ash-Shaykh)的处女作《宰哈拉的故事》(The Story of Zahra)进入欧美文化市场时，英译者故意回避作品中对西方妇女的冷潮热讽，将其介绍为一部描述“封闭的中东社会”里否定阿拉伯妇女之人类天性的小说。另一位阿拉伯女作家奈娃勒·赛阿达薇(Nawal as-Sa'adawi)的代表作之一《女人与性》（1972，英文版易名为The Hidden Face of Eve）在1980年被译成英文后，西方评论界和读者只对其作品中所描述的阿拉伯妇女的身体与性感兴趣：“首要的是，她对‘阴蒂切割术’的描写才是所需要的，没有人想去倾听她对伊斯兰的辩护、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评论和对不符合西方原型的阿拉伯妇女的透视。”（注：Jenine Abboushi Dallla,The Perils of Occidentalism:How Arab Novelists Are Driven to Write for Western Readers,in'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April 24[th],1998,pp.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