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以后，都市文学创作基本上处于冷寂状态。由于都市民间价值的虚拟性，它不象农村民间文化具有相对稳定的价值取向和较为长远的历史传统，也不可能象农村题材创作中的民间隐型结构那样，以生动泼辣的生命力和自由自在的美学风格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抗衡，所以，五十年代以来的大陆文学创作中，都市文学是最薄弱的环节。有两部长篇小说似乎还值得一提：《上海的早晨》第一、二部和《火种》第一部。严格地说它们都不是纯粹的都市小说，只是用现代都市作背景写一段革命历史或政策。它们所涉及的都市风，也只是陈旧生活场景的再现。到了上海的柯庆施强行推广“大写十三年”的创作时代，一些拔苗助长的工人作家写出的“都市小说”，都成了阶级斗争的通俗宣讲教材。 都市小说之不兴，主要是都市民间价值的虚拟性所致；但作为都市文化的民间性依然是存在的，它主要体现在私人生活空间的存在。由于都市人口的复杂多变，每一种层次的家庭都有自身的家族背景，这些家族背景又是与某些城市区域和城市职业联系在一起，形成他们自己的私人社会空间。特别象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几乎包容了各种省份地区、各种社会层次的人群生活方式，没有一种人群可以单独作为上海人的全权代表。这样一些私人性质的社会空间，在生活方式及其价值上，既有传统民间价值取向的痕迹，又有现代都市人的生活特征。举一个文学上的例子，王安忆的《文革轶事》是写文革时期发生在上海弄堂房子里的一个资本家家庭的故事，在这个家庭里，男人们都因为革命而萎缩了（象征了专制时代政治对民间的专政），但一群女人（不同年纪，不同身份）和一个来自别的阶层的男人却整天聚在一起昏昏然地讲过去的电影故事和旧式都市生活经历，以至发生了男女间隐隐约约的暧昧之情。故事象一枚放大镜放大了文革时代都市中另一个被遮蔽的生活空间：这里不讲革命、不时兴破四旧、不唱样板戏、也不交流学毛选的体会，这里的男女完全生活在另外一个与时代隔绝的话语空间里，他们不是反对、批判或者嘲讽那个时代的主流话语，而是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尽管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回避抄家、批斗、上山下乡等中国式的灾难，但他们可以在某一个生活空间里完全拒绝这类主流意识形态，用他们所熟悉、喜欢的民间方式取代之。我把小说所描写的这类纯属市民私人性质的话题视为都市民间的一种特征，是因为这些话题与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的私人话题完全不一样，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经历着一个由迷茫而自我诘难，由怀疑而深入思考，进而讨论、争辩和惊醒的过程，完全是知识分子精英式的广场立场，这才产生了遇罗克、张志新等一系列思想解放运动先驱。都市民间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与主流意识形态协调成平行的关系，即使在文革时代，民间处于无层次平面状态，它仍然能够在私人性的空间里慢慢生长起来。当然王安忆是在九十年代写出《文革轶事》，文革时代是不可能出现这样表现私人空间的文学作品，但象这样潜隐在民间的私人空间是确实存在的。随着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又开始出现了新的流动，带有雇佣性质的劳动力市场使个人的劳动力使用和劳动力维养成为两个绝然分开的领域，市民私人空间合法化并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才有可能使都市的民间文化形态和都市文学的民间性真正成熟起来。 都市民间的再现是以“张爱玲热”为标志的，这并不奇怪。如前所说，张爱玲在沟通五四新文学的知识分子立场和传统都市通俗小说方面以及在文学中表现都市人的乱世情结、物欲追求和私人空间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后来人很难具有象她那样身临其境的生命真实。八十年代初，由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介绍，张爱玲重新引起了中国读者的注意，但仅仅在一些学者中间流行，他们在夏志清的影响下开始对她的作品作分类学上的研究。与此相应的是，上海一批女作家开始注意到“文革”以后资产阶级家族“中兴”的故事，她们描写这些家族在“文革”中的遭遇和沉浮，描写资产阶级家族和工人市民家庭之间的隔阂和沟通，甚至描写资产阶级家族的形成史和发展史。因为要描写旧式家庭的生活故事，就不得不从知识上返回旧上海的都市场景和生活方式，作家的注意力就开始转移到一些从意识形态的缝隙中生长出来的民间信息。这些故事也写到“文革”，却没有一部是以控诉为基调的“伤痕文学”，作家们对描写对象所抱的同情表现得很有分寸，并用嘲讽的态度写出了这些人的怯懦、无能和自私。这种表现方法在无形中逐渐消解了“二元对立”的传统创作模式，将原来的“控诉”型“批判”型话语转向了主流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立场以外的民间日常生活描写。不能排除这些创作模仿张爱玲的潜在因素，但从当时的条件限制，女作家们对张爱玲的理解仅止于对旧上海贵族生活场景的表现而没有抓住张爱玲为都市小说提供的真正灵魂，本来，抓住时代大动荡特征及其给一些家庭和个人命运带来的变化，同样能够表现出张爱玲式的“乱世”精神，现在却与此轻轻地擦肩而过，即使对历史与家族命运的描写，也多半停留在概念的图解上，因而这些作品中的民间意识仍然相当薄弱，并能够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容忍和好评。 九十年代初，张爱玲的作品开始进入商业性的文化市场，成为都市里的流行读物。与张爱玲一起走红的还有一些同样被排除在现代文学史著作里的作家：沈从文、周作人、林语堂、徐志摩和钱钟书，这里除了《围城》是缘了电视剧推广以外，大都是靠其文字自身的魅力。尤其是那种公然宣称循世和闲适的小品文与张爱玲更加市民气的散文随笔，为正在被现实苦境纠缠着的都市青年提供了一个逃避的话语空间：前者是为知识分子逃离广场寻找心理平衡的籍口；后者是都市市民的欲望被扩张开去，无论是逃离还是扩张，都代表了知识分子向民间立场的转移。这些文学作品与许许多多非文学性的流行读物一起陈列于都市的街头书摊，成为都市民间文化的景观之一：现代读物。这个概念是笔者于1988年在香港考察都市文化现象时提出的，当时大陆尚不流行，几年后，笔者在一篇谈香港文学的通信里提到它的定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