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两年，但凡读读书报的人都对诸如“人文精神”、“知识分子的使命感”、“终极关怀”，以及“失落”、“精神家园”等词耳熟能详。这些话题大致覆盖了近一两年来知识界的热点，而最近几期《读书》（1995年第6、7期，未完待续）上，王蒙、陈建功、李辉以《精神家园何妨共建》开篇展开的一系列反思历史、评价当下文化精神状态的三人谈，无疑是这场旷日持久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的又一朵花絮。然而，值得关注的是，这场三人谈开门见山，从理性地质疑和反省红卫兵理想主义和批判精神入手，不仅为另一场同样旷日持久、社会影响层面更为宽泛的“老三届文化”讨论提示了新的分析角度，而且随着对“大家共同建设一个精神家园的宽容”的呼唤，将这场“人文精神”的讨论推进了实质性的一步，完成了从终极关怀回到现实关怀的过渡，从而和上了社会的脉搏。这两场文化讨论在几度峰回路转后的殊途同归般的藉合是意味深长的。将两场讨论的脉络放置到同一框架中进行一番梳理，无疑会帮助理解这种藉合的内在必然性及其深远的社会启示意义。 “在真正需要勇气的地方，为什么秀才们纷纷沉默了呢？——是“人文精神”失落了，还是旧的文人传统在复活？ “人文精神失落”一说的提出， 大概首先要追溯《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引出的“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危机”的讨论。 这一问题的提出立刻为世纪末情怀中，面对社会转型期动荡的社会经济文化景观而焦虑、而苦有所思的知识阶层提供了对话的起点。不久，《读书》杂志开辟了“人文精神寻思录”一题，连续开展广泛的探讨。与此同时，《东方》杂志以1994年年初登载的王力雄的《渴望堕落》一文，引发了关于知识分子应该坚守怎样的价值体系的争论，《文汇报》也开展了“人文精神与文人操守”的讨论。这些讨论一下子激活了80年代末期启蒙热潮过后曾一度“疲软”的知识界，持“人文精神失落”论的声音先声夺人，评击“近年来浸淫日深的价值失范”，指出过分的急功近利是导致人文精神在近代失落的原因：“人们要富国强兵，要救亡，要现代化，但却忘了这一切本身不能成为终极目的，终极目的只有一个，这就是人自身的完善和解放”（《人文精神寻踪》，《读书》1994年第4期）， 将人文精神的低迷上溯到明末清初，描出了一幅“过渡时代，青黄不接”、“流俗相传简单之道德”（梁启超）的众生相。在此种氛围中，《废都》的出现似乎正应景般地渲染了某种没落文人的世纪末颓废情怀，象是一声无奈的叹息。而张承志的《心灵史》则大音希声般地传达出一种英雄末路、拔剑茫然回顾的忧愤之情。更有文章将“人文精神”的追思放置到“漫延全球的知识分子的集体失落感”当中，预言：“在这片干涸的由拜金主义统治的沙漠上，任何人类价值与文化传统都将逐渐消亡”，甚至悲观地发问：“知识分子作为人类精神思想的代言人是否会在不久的将来彻底消亡？”（《二十世纪末知识分子的世界性困境》，《东方》1994年第2期） 这种措辞激烈、异常情绪化的论调立刻如一石激水，引起了各界知识分子的反响。一部分以终极关怀为至上者起而呼应，表示要在社会转型期的商潮涌动、“物欲成为新的人伦关系的宰制”之时洁身自好，做文化的守望者，执著于一个“知识分子话语”的世界。这个世界被解释为“一个与当权者无关甚至在目前也可能与民众没有多大关系的独立存在”（见《读书》1994年第6期）。 这便多多少少宣告了当前经济文化转型期知识分子与文化状态之间的断裂，从而引起了另外一些知识分子的异见和民众的不满。有读者尖锐地发问：“中国的人文精神到底是什么？”“人文精神的危机果真是知识分子的危机吗？……这里我看不到重建人文精神的必要，知识分子躲在象牙塔内的清谈不可能是代表社会核心力量的人文精神。”（《读书》1994年第10期读者来信）1994 年第3期《文艺争鸣》发表蔡翔文章，指出当代知识分子中的闲适文人倾向正得到意外的鼓励，成为人们逃避今天、把玩当下的借口。文中一方面承认有关社会和人的乌托邦的想像受到现实实践的致命打击，一方面对这种文化的失望情绪刺激下的文人传统的复活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他不再关心社会，作出应当怎样的价值允诺，并失去了所有的关怀激情。他重新躲进传统，在那些所谓的闲适小品的写作和阅读中，重新获取一份‘内在的欢乐’。然而，这种欢乐已经不再成为一种内在的超越的努力，而只是作为一种逃避今天的文人借口。”一时间，“话语”的子弹满天飞，“动辄七、八个象征，五、六个隐喻，十几个话语系统”，人们随之产生了深深的困惑：“但是这些东西真的能遮蔽我们头顶上的风风雨雨吗？我们和脚下的土地到底是什么关系？在真正需要勇气的地方，为什么秀才们纷纷沉默了呢？”（张卫民《无法对话的文人“话语”》，《中国青年研究》1995年第2期） “人文精神需要的是在价值和历史进程之间寻求更具实践性的依托” 当这场知识界的讨论沸沸扬扬之时，另一场文化现象的讨论正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同时展开着，这就是80年代末以来“老三届”文化的勃兴而引起的人们从不同角度对“文革”传统的再认识。 80年代末以来，悄然兴起的“老三届”文化热不同于“文革”刚结束时的“知青文学”现象。它在文学上的表达与先前的具有强烈控拆和批判倾向的“伤痕文学”有了明显的不同，流露出不同程度的怀旧伤情般的失落和苦难崇拜的悲壮情怀。同时，“老三届”文化热更为显明的特征是它已不再局限于逝者往矣般的文字表述，而是迅速地以当前状态化解到社会活动中去，以一种独特的历史视角诠释现在和未来，在社会上以种种经济、政治、文化实体的形式施放着影响，成为近年来大众文化中的一股潮流。1995年第2期《东方》上， 陈小雅载文对“老三届”文化热进行了较全面的透视，指出作为“毛泽东热”的后续文化浪潮，“老三届”文化不仅是当今商业文化情境下，价值失范喧嚣中一代特定历史背景的人们怀旧情感的载体，同时它在社会转型期的结构调整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具有明确的利益诉求。陈小雅同时认为：“老三届”文化在道德观念取向上有重义轻利的倾向，是对目前“物欲横流”的商业文化局面的反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