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燕红译 内容提要 本文从分析弗莱的代表性著作《批评的解剖》入手，指出弗莱思想中的二重性，也即“神话性”和“社会性”，并且集中探讨了三个方面：(1)弗莱思想中不断出现的“关怀的神话”；(2)弗莱的社会批评及社会责任感；(3)弗莱思想遗产中的积极方面。作者认为，弗莱的遗产不仅体现在他是一位伟大的批评家，而且更是一位伟大的社会哲学家或思想家。 关键词 诺思洛普 弗莱 神话性 社会性 关怀的神话 社会责任感 《批评的解剖》一书从文学作品的角度和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角度气势非凡地确立了文学研究的特殊性。弗莱的决心是显而易见的；其目的是将文学作品视为一自身内部有序的并最终构成一完整的文学体系的语言结构。这一观点，尽管在捷克结构主义和俄国形式主义中已初见端倪，但对于加拿大读者来说仍不失其开拓性；弗莱谨慎地预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即文学在人类活动中能否发挥社会功能——我们能否称之为自律性(autonomy)。通过仔细阅读“导论”我们发现，这不仅是关注社会倾向的读者提出的，更重要的是，也是弗莱自己的问题。的确，批评家囿于“他自己设制的概念世界里”①。弗莱的目的并不是将自己孤立于其余的人和人文主义事业之外：假如他的观点“文学是人文科学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学科，历史和哲学在其左右两侧”②是正确的话，那么他的目的仅仅是描述批评家所作所为的特殊性。而这一点主要体现于清除所有的把文学作品与社会因素的联系视为偶然的决定论因素。在全书的结尾，弗莱回归到文学作品与社会之间的联系这一话题，他指出，文学作品倾向于失去它本来在社会中具有的功能。他之所以这样讲，并非是否认文学与社会的固有联系，而是断言批评能够在新的语境下重建这一联系。换句话说，《批评的解剖》所强调的并不是创立一种文学／社会二分法，而是极大地扩大文学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以及文学批评在人类生活进而在社会中的作用。 然而，文学与社会这一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隐含的；就其研究的本质来说，它只能是隐含的。《批评的解剖》结尾处明确指出，知识语言是多元的，众多的语言中无一能成为超语言(superlanguage)——有朝一日，我们或许能够同意弗莱对近几年来将符号学视作超语言的尝试的反拨——而且“我们同时拥有语言的多元性”③，这样“如果批评家继续他们自己的事业，那么这”——他这里指的是修复创作与知识，艺术与科学，神话与概念之间已经断裂的联系，即幻想与现实的联系——“将愈加明显地显示出他们的工作所具有的社会的实际的结果”④。笔者的目的旨在挖掘并简短地分析弗莱的文学和文化哲学中未能明确表达的那些方面，而这恰恰与其社会联系有关。在《批评的解剖》中，弗莱与其同时代的法国和瑞士新批评家一样，着重强调了文学和文学批评的特殊性，他甚至认为它们应当显示出自律性；尽管这里笔者不能确定弗莱本人是否经常使用“自律性”这一术语，因为在文化范畴中，也像在生活中一样，没有一项活动能被视为完全自律的。然而，弗莱为其论点的必要目的性所予以自律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说来，都外在于与批评家和理论家的社会责任感相关的任何思潮。笔者认为，通过探索想象世界，以及文化中想象的功能和产物，来揭示硬币那不发光的一面，也即批评家所行使的社会责任感，对于弗莱，同时也对于我们的学科，都是尤为重要的。假如这里允许发表个人意见的话，我可以说所有的文学和文化理论都是在人群中，并且为了人而发展的，无论这些人总体上被当作社会或被强调为个体。难道弗莱本人没有指出他的著述无不出自对社会的关怀吗？ 理论是补充实践的理论思辨的一个阶段。这点是显而易见的，但对于惯于指责某些比较文学专业专注于理论的研究者来说则未必清楚，好象理论化在某种程度上与研究文学文本截然对立似的。在纽约宾汉姆顿召开的一次文学理论会议上，笔者曾出于直觉地感受到周围气氛，为什么理论是生活中如此重要的一个部分。当时我周围是一群年轻的美国理论家，他们正忙于破除等级制，变边缘为中心或变中心为边缘。这是他们激进的方式。当然这也应当是显而易见的；然而笔者却从未如此清楚地认识到理论是如何成为社会抗争的一种形式。也许有人不同意这一点，即他们属于弗莱的后一代人，而且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主要反对的，即使不是弗莱的观点，至少也是他所提倡的这种整体性社会。然而，弗莱在50年代完全可能一直在全力支撑《批评的解剖》中的观点。我想论证的是，弗莱以坚定的信念确实是这样做的，尤其包括对社会决定论的破除，这具体体现在他担负社会责任的方式。让我们再次想起上文所引用到的《批评的解剖》的结束部分，这一视角一旦得到人们许可，弗莱的形象便在其复杂性中显得更为统一了。 人们时常耳闻弗莱曾是新民主党的党员，甚至对加拿大联合教派始终忠贞不渝，好象这些事实在某种程度上与作为文学批评和文学哲学家的弗莱毫不相容。笔者认为，这些事实是一个连续体的一部分。在这次研讨会上，我们已经接触和探讨了另一些悖论，诸如文化中主体的自我完善等等。对神话的关注始终贯穿弗莱的思想，作为他的文学神话的一个平行的层面。下面我们集中探讨三点：关怀的神话(the myth of concern)的不断出现；作为其观点的一部分而非偶然现象的弗莱的社会批评；弗莱思想遗产中的一些并不一定属说教性的积极方面。 在提出这些论点时，笔者留意到，与此相反的马克思主义各流派中的美学的令人困惑之处。这种令人困惑之处通常是由于无法将美学思辨与真正的美感在社会思想体系内相结合所致，这样做的同时又不能破坏美感。从美学意义上说，摩尔的《乌托邦》是一个丑陋的地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文艺“反映论”以及在各种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继续，促使我们将20年代的苏联小说视为美学上的罪恶。相反地，弗莱却使得文艺以及对文艺的研究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暂且不讨论它是不是高雅文化，先回过头来探讨审美体验的功能性，以及我们可称之为的文化反思。前者，按今日被人们广泛认可的巴赫金的观点，或许比后者更容易为公众所接受。 在一篇题为《扩大的眼睛》(“Expanding eyes”)⑤的论文中，弗莱对人文学科的可能的社会影响作了一番思考：“文学研究与批评的真正功能鲜为人知，即使那些从事此项工作的人也难免认为，文学研究与批评是一项‘亚创造性’(subcreative)的活动，与诗歌和小说的‘创造性’写作相比，似乎创造性是属于文体而非使用这些文体的人的。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在于学术结构的狭隘性。不妨从哲学中取一类比：没有人怀疑有必要对以往的伟大哲学家的理论进行注释、阐述和再理解，也没有人怀疑有必要去研究哲学史，但是，假如在哲学学术部门除此以外其它任何东西也见不到，人们或许会问，真正的哲学研究在哪里？文学研究者所面临的一个同样的问题是：塞缪尔·约翰逊、柯勒律治和马修·阿诺德所关注的真正活动是什么？被问及我们时代的影响深远的思想家是哪些，文学批评家可能不仅难以提出一位他认为其影响超出了自身领域而能称为杰出思想家的文学研究者，而且很难想象任何一位文学批评家能在现代思想中占据如此中心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