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6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7)05-0053-07 英国文化唯物主义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盛行于90年代，时至21世纪，其势头虽远逊从前，但威力犹在，尤其在莎士比亚研究领域，它已占居正统地位[1](P.2)，取代了先前称雄争胜的各种研究方法：A.C.布拉德雷的人物分析、E.M.W.蒂利亚德的历史主义、细绎派的道德形式主义。不过，它虽头顶“主义”之衔，却难膺理论之名，它既没有生发出一套系统的批评原则，也没能提出普适性的理论概念，它只是一系列批评实践的统称。这些批评实践之所以被归为同类，只是因为它们有着相似的操作手法、分析对象和思想来源。 一般来说，文化唯物主义者在分析文本之前，总要先讲一段鲜为人知的掌故逸闻，由此切入历史背景，勾画思想氛围，再去征引一些不入传统批评家法眼的非文学文献，一方面，他们要去揭橥作者如何不知不觉地受到主导意识形态的左右，从而有意或无意地去维护统治阶级的现实利益和价值观念；另一方面，他们还不遗余力地去挖掘作品中隐含的矛盾，尤其是钩沉与主导意识形态相对立的内容；在大多数情况下，作者本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些颠覆性内容的存在。这种批评方式既有细绎派缠绵细致的解读特点，又有马克思主义制度揭秘的政治眼光，它能够从最常见的经典文本中，从人们习焉不察的字句里，出人意料地暴露出与主流观点相异的新意蕴。 文化唯物主义以研究英国文艺复兴文学而起家，以探讨后殖民和同性恋问题为后续。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文化唯物主义者主攻英国文学的重头戏——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学，尤其以英国文学王冠上的明珠——莎士比亚的戏剧为关注焦点。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专著和论文集有：乔纳森·多利摩尔的《激进的悲剧》、凯瑟琳·贝尔西的《悲剧的主体》、约翰·德拉卡斯基主编的《另读莎士比亚》、乔纳森·多利摩尔与艾伦·辛菲尔德合编的《政治莎士比亚》。[2](PP.184-185)90年代后，除了继续探讨文艺复兴文学之外，文化唯物论也开始涉足方兴未艾的后殖民主义和同性恋诗学，尤其同性恋问题是好几部专著探讨的重心，例如乔纳森·多利摩尔的《性别歧见》、艾伦·辛菲尔德的《王尔德的世纪》和《文化政治：酷儿解读》，这种研究转向既有学术原因，也有个人原因：在20世纪90年代初，酷儿理论诞生，同性恋逐渐成为批评界的热门话题；就个人生活而言，文化唯物主义的主将辛菲尔德和多利莫尔都是同性恋。 在思想来源方面，文化唯物主义是对此前盛行的两种文学批评的有限继承和部分否定，它们是“细绎派”的道德形式主义和蒂里亚德的历史主义，套用一个哲学术语，文化唯物主义是对它们的大胆“扬弃”。更重要的是，文化唯物主义还得益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塑造，路易·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以及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理论不仅为其提供了行文立论的思想框架，还赋予它左翼文化政治的鲜明色彩，使之有别于其他通行的文学理论与批评。 一、细绎派的道德形式主义 自20世纪30-70年代，细绎派一直主宰着英国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即便是威廉斯和特雷·伊格尔顿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也深受其影响，伊格尔顿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英国当今的英国文学研究者们，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其实无一不是利维斯派……以利维斯为代表的潮流已经流入英国的英国文学研究的血管，并且已经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批评智慧，其根深蒂固的程度不亚于我们对于地球环绕太阳转动这一事实的坚信。”[3](P.31)在60、70年代的学术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文化唯物主义者也不例外，他们在校学习期间，无不受过细绎派的严格训练，练就了一副看字缝的敏锐眼光，养成了揣摩字句、微言大义的行文习惯，同时也吸收了细绎派的一条重要主张：用文学批评干预社会生活。 说起利维斯的细读式批评，很容易把它和美国的新批评相提并论，仿佛二者是大洋两岸的一对孪生兄弟。利维斯的文学批评，无论是诗歌批评还是小说批评，注重文本的细读，突出文字的感受力；但是，正如前人曾经指出的那样，他的批评思想中也有一定的社会学倾向。利维斯深受马修·阿诺德的影响，秉承了文学即是人生的批评这一理念，有意将文学阅读与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要求文学创作坚守道德，促进文化的健康。另外，他在具体的批评中，也常把文本放在文学传统中进行比较、阐发，并非完全就事论事、孤立地对待文本自身。在他看来，批评家在分析作品之际，要尽可能地留意其中独到的细节，再比较参照类似作品，进而判断其价值的高下。这种从文学史长河中披沙沥金的做法，其视野和格局远比美国的新批评宏阔高远。 从1932到1953年，利维斯主编文学评论期刊《细绎》，他以此为阵地，创建了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形式主义流派——细绎派。利维斯本人在剑桥屡遭排挤，最后仅以高级讲师身份退休，但细绎派批评却成为剑桥英文研究的正统方法。细绎派注重形式分析，反对文学批评考虑历史和社会因素。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细绎派批评家往往撇开历史语境，远离时代思潮的影响，分析字里行间的微妙含义，再去引申发挥，同时探察作品是否具备道德严肃性。他们把经典著作作为文学研究的真正对象，以它们为改变世道人心的利器，对于30年代以来兴起的流行文化，一概予以贬斥，认为这是文化堕落的症候，腐蚀人心的元凶。在文化唯物主义者看来，这种文学观暗藏着狭隘的精英主义文化观，兼具人文主义的狂妄自大，甚至与英国当局有意识形态共谋的嫌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