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3年，文学界发生了两起极具启示意义和象征意义的“经典性”事件，一是《废都》的出版，一是顾城之死。尽管这两起“文学事件”经过了精心的包装后的“商业性轰动”模糊了它们的本真意义，然而透过华彩的商业迷雾，我们仍可发现其重要的“文学意义”。这相继发生的两起事件，明确地宣布了一个“文学现实”：文学已经彻底告别了“中心”，走到了边缘。 当然，告别“中心”并不都是主动的、自觉的，走向边缘也不完全是轻松与愉快的。饶有趣味的是，80年代曾是那样差异明显的两类作家到了90年代竟在边缘处汇合，这使得1993年所发生的这两件事更为耐人寻味。或许可以说，在90年代走向边缘已是文学必然的定位，区别仅在于，不同的“文学人”对这次文学位置的变迁所持的态度及界定的差异：是“回家”、“回到常态”，还是被遗弃。 因而，一个问题被严峻地提了出来，即，文学走向边缘之后，是否意味着既往被认定并被认真地实践过的价值已经彻底失落？文学是否具有建立新价值的可能与必要？更重要的是，处于边缘地带的文学，该如何进行自己的价值定位？ 问题是迫切的。一方面文学已经明白无误地走到了边缘，文学只能在边缘处生成和运作，至少在当下，任何将文学“拉”回到“中心”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另一方面，文学又不能在“无价值”状态中取得生存的合理性，而价值的“空虚感”已经弥漫在文坛，阻滞着人们的价值探求。无疑，《废都》和顾城之死会加剧人们的悲观情绪，因为它们从两个方向对边缘状态的文学的价值提出了似是有力的否定。顾城和贾平凹，一个是主动地撤离“中心”，一个是为“中心”所遗弃，然而，结果是同样的悲哀：前者在边缘处不住地“寻找”，无尽地流浪，终于未能获得心灵的妥贴与超越，绝望而自杀；而后者则是在被“遗弃”后，价值体系归于崩溃，落入自暴自弃式的“价值难民”的行列。《废都》中的庄之蝶，这个被视为“市宝”的“著名作家”，几乎已全盘放弃了属于他那样年龄的作家的一切价值理想，只得在与四个女人的做爱中显示自己最后一点价值（显然，这并不是惟有作家才能具有的独特价值）。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在庄之蝶和贾平凹之间划等号，但庄之蝶与贾平凹在价值追求中“部分”重叠，似乎是有依据的。昔日的“辉煌”失却之后的“价值真空”无疑是令人痛苦的。 显然，这两个令人悲哀的“边缘成果”会打击在边缘处重建文学价值的努力，甚至会“复活”某些人的“中心化”梦幻，但我们应冷静思考的是，这两个极端的事件是否足以否定文学在边缘处进行价值重建的努力？ 对此，我们不必过于悲观，尽管重建是艰难的，但并不是说80年代文学处于“中心”时所建立的价值才是文学的唯一价值，舍此便意味着文学价值的失落，并以此为标准进而否定其他一切价值。这在价值多元化的90年代显然是行不通的。 二 90年代文学的边缘状态，并不是在一夜之间被强加的，也不是时代／社会对文学的“惩罚性放逐”。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始于70年代末的一系列文化／话语裂变的必然产物。 整体意义上的话语是一个系统，它由权力话语、精英（知识分子）话语及大众话语构成。但在80年代以前，这三套话语被人为地挤压在一个平面上，真正存在的是权力话语，而精英话语和大众话语是虚拟的，它们不过是提供了一个能指，而所指则由权力话语规定。精英话语与大众话语的能指／所指是断裂的，所指不是立足于本文、生成于本文的所指。而且，所指的“权威性”，又反过来阻塞能指的多样性。这种现象不仅在“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中存在，即使在“伤痕文学”中也大量存在。卢新华的《伤痕》将一个巨大的能指可能具有的丰富所指全部湮灭，只剩下一个“权威”所指——揭批“四人帮”。这与80年代中期史铁生的《我那遥远的清平湾》、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孔捷生的《大林莽》构成了有趣的对比。后者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能指中生成了远比《伤痕》丰富而沉甸甸的所指。这些作品以一种深层次的反思取代了“哭诉式”的政治、道德判决。 当代话语的第一次裂变大约发生在80年代初。精英／大众话语从权威话语中裂变出来，话语的平面状态被打破，精英／大众话语开始获得话语权并逐渐形成相对独立的话语系统。当然，它们远未斩断与权威话语的联系，也没有完全摆脱权威话语的操纵与干预。但是，经历此次话语裂变之后，精英话语／大众话语的缝合状态依然存在，这表明真正获得话语权的只是精英话语，大众话语只是话语的承受者。精英话语的操纵者——知识分子（作家）以一个拯救者、先觉者、精神导师的身份出现在大众面前，试图给世界一个永恒的、终极的解释，给困扰大众的一切问题以一个终极的解决，把自己想象为大众的“合法”的、别无选择的“代言人”。显然，“代言人”不过是其制造自己身份的“合法性”的一种表述策略，一个更合乎实际的指称，应是“精神布道者”。而大众是沉默的、失语的，只有一颗“迷途羔羊”般期待拯救与指点的心。因而，精英（知识分子）在取得话语权之后，却剥夺了大众的话语权。如果说在权威话语中，精英（知识分子）只是一个“雇工”，那么在这次话语裂变之后，却从权威话语手中“接管”了大众话语，并使大众成为忠实的“听众”，接受其“启蒙”，接受那些无法兑现的承诺。诚然，精英话语的这种“仿权威”地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成是“历史选择”的结果。但是，不应忽略的是，其对历史／民族／人民的“代言”，不过是他们的知识／意识形态表达，而这种表达，与其所自命的地位是不相称的。说到底，这只是“个人的”声音，而不是“历史之音”、“民族之音”、“大众之音”。他们的解释远不是“终极的”，他们开出的“药方”也不是“万应的”。大众所接受的，只是一套经过精心编码的话语策略，柯云路的《新星》就是一个饶有兴味的例子。在这部曾引起“洛阳纸贵”般轰动的作品中，作者将一个改变民族命运的浩大而艰巨的工程“改写”为“黑猫警长式”的卡通故事，“戏剧化”地渲染了大众对李向南这个当代“包公式清官”的迷信。更为有趣的是，小说将李向南塑造为解决问题的能手，一切问题能否解决，只取决于他是否“在场”。但李向南的问题谁来解决？这是当代文学中“英雄们”常常遇到的问题。通常的解决办法是“萧长春式”的，即找“上级”并获得上级的“指示”、“肯定”和授权。这也是李向南“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但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李向南，又有了新的方法。小说制造了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视觉／听觉组合，一台象征“现代化”的收录机，播放着西方经典音乐大师贝多芬的《命运》。这表明，柯云路不仅使李向南获得了“传统式的”权力授予，而且还为他请来了象征“现代”的西方的“精神导师”。于是，李向南重新成为“时代英雄”。这实在不过是“街头卦师”式的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