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10）03—0117—04 毛泽东与瞿秋白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是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的重要论题。瞿秋白与毛泽东先后同为中国共产党领袖，又都集政治家、理论家、文化人于一身，均热爱和重视文艺工作，且文艺创作实践丰富，撰有大量的文艺论著。瞿秋白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第一人，其文艺理论内涵丰富、开放性强，思维极具现代性张力，对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尤其对毛泽东文艺理论，做出了开创性贡献。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集大成者，虽然他“对于瞿秋白的评价成为一种政治信号和批判武器、教育资源”[1]，前后期反差很大，但他始终高度认可瞿秋白的文化思想，多方汲取其文艺理论精华，以“观点更准确、更辩证，语言更简洁、更流畅”[2]的方式，将其推向前进。 一、基本相似的理论命题 比较研究毛泽东与瞿秋白的文艺理论，我们发现，他们有着基本相似的理论命题，即都由反映论的文艺本质论、工具式的文艺属性论、大众化的文艺方向论等构成，这体现了毛泽东对瞿秋白文艺理论的继承。 （一）反映论的文艺本质论。从文艺与生活的关系角度界定文艺的本质，是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基本认识向度，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瞿秋白也是从文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来认识文艺源泉、分析文艺作品、评价文艺现象的。一方面，瞿秋白强调社会生活是文艺的来源。他说，“文学只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家只是社会的喉舌。只有社会的变动，而后影响于思想，因思想的变化，而后影响于文学。没有因文学的变更而后影响于思想，而思想的变化而后影响于社会的。”[3]另一方面，瞿秋白注重文艺对生活的能动影响。从马克思、恩格斯“存在”与“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著名学说出发，他强调，文艺“是被生产力的状态和阶级关系所规定的，可是，艺术能够回转去影响社会生活”，艺术“反映着现实，同时也影响着现实”，他希望广大作家要“深入到民间去”。毛泽东接受、继承了瞿秋白反映论的文艺本质论，他也认为，文艺是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一方面，毛泽东认为，在文艺与现实的关系上，现实的社会生活是文艺的源泉，文艺是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4]5他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5]63，生活是文艺“唯一的源泉”，“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强调，文艺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并非简单的机械反映，而是复杂的能动反映，文艺作品所反映出的生活“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有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5]64。 （二）工具式的文艺属性论。中外文艺理论史上，一直存在着文艺“功利”、“超功利”属性这两种激烈论争，前者强调文艺的具体功用，后者看重文艺的自为价值。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偏废文艺形象性、情感性等艺术属性，但更重视文艺的工具属性，更强调其现实功用。瞿秋白也是如此，他从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份的认识视角出发，以文艺助益于革命为落脚点，强调它在革命事业中的重要位置，尤其看重其煽动、宣传价值。他说，“革命的政治口号要用文艺形式来传达，这是革命文艺的根本问题”[6]487，“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要用一切武器，以及文艺的武器，去进攻反动的思想”[6]489，“文艺——广义地说起来——都是煽动和宣传，有意的无意的都是宣传。文艺也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7]67。文艺的特殊性在于，用“具体的形象……用‘描写’、‘表现’的方法，而不是用‘推论’、‘归纳的方法’，去显露阶级的对立和斗争，历史的必然和发展”[6]476，文艺只是煽动艺术的一种，但并不是一切煽动艺术都是文艺。与瞿秋白一样，毛泽东也是以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身份，来认识文艺与中国革命事业之间的关系，论述文艺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的。[4]7他说，“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它是对于整个机器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对于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5]70。在他看来，虽然文艺有其独特属性，即用形象去思维，艺术作品必须具有动人的形象、曲折的情节，“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5]79，“没有艺术性，那就不叫做文学，不叫做艺术”[5]91，但就其实质功用而言，文艺不只是风花雪月、自娱自乐，更应该是宣传与塑造英雄形象、教育与团结革命力量、打击与消灭敌人的综合性工具。 （三）大众化的文艺方向论。文艺方向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文艺理论命题，中外文艺理论史上都有不少关于文艺方向的经典论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坚持唯物主义文艺发展论，强调文艺发展必须与社会形态相适应，主张为人民、为普通劳动者的文艺方向论。瞿秋白也是坚持文艺的大众本位，主张大众化的文艺方向论。他说，“普洛大众文艺的斗争任务，是要在思想上武装群众，意识上无产阶级化”[6]475，“必须立刻回转脸来向着群众，向群众去学习，同着群众一块儿奋斗”。在他看来，了解大众生活、跟群众感情相通是文艺大众化的关键。“作者生活的大众化自然是最中心的问题”[6]488，“革命作家要向群众去学习”[6]464，“单是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是不够的，还要会像无产阶级一样的去感觉”。为此，文艺工作者必须熟悉群众语言，大众文艺作品要通俗易懂。因为，“大众文艺应当用什么话来写，虽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却是一切问题的先决问题”[7]15，他形象地说，英国工人不能读懂中世纪的英文、拉丁文杂凑写出的小说，中国工人也就读不懂中国古文、欧化文法杂凑而出的作品，“普洛大众文艺要用现代话来写，要用读出来可以听得的话来写”[6]469。与瞿秋白相似，毛泽东借鉴列宁“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说法，提出“文艺为工农兵”的著名方针，即“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5]67。同时，他还把“向工农兵普及”、“从工农兵提高”，纳入“文艺为工农兵”的总要求，强调“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5]65，尤其强调对大众的感情，“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5]52－53。同样，毛泽东也认为，文艺工作者“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5]52，“掌握语言的能力确是非常重要的。我看鲁迅先生便是研究过大众语言的”[5]20，“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5]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