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01)04-0065-03 新时期以来，文学研究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其20年的历程以20世纪80年代末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10年可称为解放思想、正本清源阶段，其主要标志是研究领域的扩大和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思潮、现代文论的大量引进；后一个10年可称为文学研究走向纵深和多样化阶段，其主要标志是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和个性化。总的说来，20年来文学研究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是重新正视了文学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把文学研究纳入到学术研究的正常轨道上来；而过分强调文学本位，使其走向与其他社会生活现象相脱离甚至对立的极端，也会造成文学研究出现一些不正常和错误的倾向。所以，把握文学本位的分寸感在文学研究中显得十分重要，它好像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致胜，又容易自伤。这里仅就近年来文学研究的主要特点做一简要评述，兼及文学研究及相关领域里出现的一些值得注意的动向。 一、近年来文学研究的主要特点 对文学本位和多学科多视角的研究方法的强调，已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其比较完备的表述，可以新版《中国文学史》（袁行霈市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为代表。在该书的“总序论”中，袁行霈说：“把文学当成文学来研究，文学史著作应立足于文学本位，重视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并具有艺术感染力的特点及其审美价值。”“文学创作是文学史的主体，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鉴赏是文学史的一翼，文学传媒是文学史的另一翼。所谓文学本位就是强调文学创作者各主体及其两翼。”“我们不但不排斥而且十分注意文学史与其它相关学科的交叉研究，从广阔的文化学的角度考察文学。文学的演进本来就和整个文化的演进息息相关，古代的文学家往往兼而为史学家、哲学家、书家、画家，他们的作品里往往渗透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因此，借助哲学、考古学、社会学、宗教学、艺术学、心理学等邻近学科的成果，参考它们的方法，会给文学史研究带来新的面貌，在学科的交叉点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该书“总序论”第一节的小标题十分清楚地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文学本位、史学思维与文化学视角”。应该说，这种文学本位观是有较好的分寸感的，既突出了文学研究的主体，又兼顾到与文学的发展和演进息息相关的方方面面。这种文学观和研究路数，在目前的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是主流。与这种文学观和研究路数相一致，在近年特别是1999年关于五四文学的研究中，对于五四文学的审美特质以及它所开创的新型文体和话语模式的关注，成为值得瞩目的论题。如《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5期发表的《解构与重建——五四文学话语模式的生成及其嬗变》（文贵良）、《五四文学文体新论》（朱德发、张光芒）。至此，对于五四文学整体的研究，终于从社会文化思潮层面深入到文学自身及其内部。 开始反思重大问题和基本范畴。尽管近年文学研究十分重视研究领域的开拓和发掘，比如研究一些重大问题的“次层次”问题（如李怡《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但对于重大理论问题和基本范畴的反思，仍然没有因文学轰动效应的丧失而淡化，相反，它们正逐渐走进学者的中心视野。这一方面表征了近年学术空气的活跃，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作为学术问题的研究，经过新时期前10年的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和近10年来各个层面的研究积累，对重大理论问题和基本范畴的反思和总结，其时机已经成熟了。这方面比较引人注目的无疑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发表了孟繁华的《政治文化与中国当代文艺学》，文章指出，“对于中国当代文艺学学术史来说，由于它的特殊性，即在政治文化的规约中，它并没有在学科的知识层面充分地发展，文艺学并没有被当作一个专门性的知识范畴。在50-70年代近30年的漫长岁月里，它直接延续的仍是40年代以来延安的传统，战时的文艺思想和建设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总体需求，也成为当代文艺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这样的规约中，文艺学没有多少机会在自身的范畴内得以展开讨论，并取得相应的学术积累。我们发现，在近30年的时间里，文艺学学术专著的匮乏是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我们不仅没有对诸如文学语言学、叙事学、修辞学、符号学、接受理论、阐释学、现象学、知识社会学等进行过专门研究，甚至文艺教科书的编写都成了一个问题。我们不缺乏的则是不间断的争论和批判，而每次争论的背后都潜隐着明晰可辨的意识形态话语。这样，也就形成了我们作为现代化后发国家文艺学发展的特色。也就是说，文艺学的发展始终是我们现代性焦虑的一部分，或者说，它是我们焦虑的表意形式之一”。基于这种情况，作者认为，政治文化作为中国当代文艺学发展的重要依据，既与当时中国特殊的社会境遇有关，又与长期以来我们的文艺思想不可分割。而文艺学虽不能从政治文化中分理出来，但它必须遵守学科自身的发展规律。张开焱则进一步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确定为“召唤与应答”的关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既不是一种从属关系，也不是一种平行关系，而是一种召唤——应答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对话关系。它们中的每一方都在向另一方发出召唤，另一方也必定要作出应答，由此形成一种对话关系。正如巴赫金对对话的界定：对话就是同意、反对、争论、驳斥。对话的前提是对对方存在的独立性的确认，同时，也是对双方互渗互动关系的确认；对话双方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时又是我是我、你是你的关系，这种关系，既不是从属论所可概括，又不是平行论所可表述的，它是一种互动互渗的关系。”（《召唤与应答——文艺与政治关系新论》，《文艺争鸣》2000年第2期）应该说，这些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探讨，基本上是在学理的层面严肃地开展的，所以大致做到了“随心所欲不逾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