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八十年代新方法热肇端的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的“狂欢化”历程，对西方百年来的哲学、美学、文化理论及文学潮流作了大量的引进和翻译，打破了中国文学文化的封闭局面，开创了众声喧哗的文化新纪元。但是这种文化输入，一方面完全忽略了各种文化存在于西方世界的当下语境和其发生发展的社会历史必然性，成为一种纯粹工具性的所谓“方法论”；另一方面，又忽略了其作为一种过程的一百余年的历史性发展和各自的理论渊源，成为一种平面的共时性输入的所谓“结论”。 “狂欢化”的“喧哗与躁动”，是一个关于文化转型时代的历史隐喻。它是西方人从巴赫金的理论中发掘出来并加以阐发的重要概念或范畴。它很形象的描述了文化转型时期众多话语、众多范式争相推出、杂然并陈的现实状况；也反映了那种激扬蹈砺、浮泛躁动的时代氛围。八十年代狂欢化的直接效应是“术语大爆炸”和“读不懂”的特异现实，而其后留下来的严峻课题，则是多种文学文化范式（或话语）间的难以沟通。 不同于八十年代的浮泛、焦虑、喧哗与躁动，九十年代的我国文学理论与批评获得了切实而厚重的实绩。90年代我国文学理论与批评日益多样化，进入了学术话语（批评流派）、学术共同体的新的建设期，逐步形成了各具特征的多种不同的理论批评话语。一部分批评家仍然坚持政治—意识形态批评，而在西方当代政治批评、黑人极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文化批评兴起的历史语境下，这种批评也显示出其存在与认识的某种合理性。一批中年批评家继续致力于审美—社会—历史批评，坚持审美反映论或审美意识形态理论，赢得了广泛的批评共同体，在各种批评话语中占据重要地位。与之相应，一批80年代以来一直活跃于文坛的青年批评家则采取一种印象主义的批评策略。近年来他们的许多批评文字大量结集出版，显示了这类批评的新颖、精妙、随意与灵悟。心理—精神分析批评话语是80年代以来我国理论批评界成果最显著的一个群落，为我国文学理论提供了一大批杰出的研究成果，大大推进了该话语的成熟与发展。 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文学理论界的人类学—原型—神话批评、解释—接受反应批评、结构—叙事学批评与审美—形式主义批评均打破了80年代简单介绍移植的窠臼，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一批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将西方理论与我国文学实践结合起来，潜心研究，收获了一批分量不轻的理论与批评成果。比较文学的理论与批评也以其丰富的实绩享誉文坛，成为我国最先与国际对话的文学话语。90年代中期，后现代主义批评话语曾风靡一时，其后为日见热烈的当代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的各种话语所替代。总之，世纪末的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呈现出一派前所未有的多范式多话语共同发展的繁盛局面。 但是持多种不同理论的批评家，由于对文学性质的不同看法，批评过程的不同运作方式、特别是概念体系和核心范畴的不同，造成了相互沟通、理解的巨大障碍和困难。因此，我国文学多范式多话语共生的现实迫切需要相互间的交流和沟通，热烈呼唤着相互理解和融合。而当代各种理论话语的成熟与发展也为对话主义的历史性出场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可以说，我国文学—文化在九十年代中期进入了对话与交流的新阶段。 从西方哲学和美学来看，交往和对话已成为当代世界全力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当代许多不同传统的哲学家美学家都阐发了交往和对话的极端重要性。本世纪初，马丁·布伯就关注人类相互关系的交往与对话问题。六十年代以来，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分别代表哲学解释学与批判解释学进行的辨论，就以语言的交流与对话为其论辩之焦点。而普莱纳斯、雅斯贝尔斯以及阿贝尔则从哲学人类学、存在主义和先验实用主义出发关注人类的对话、交往与沟通。 在当代解释学各学派及其他哲学美学理论的倡导下，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众多领域也开始将自己先前孤立自在的学科置于人类相互作用、相互交流的更为宏大的构架之中。文学研究亦同样跻身于这一新的世纪之潮的潮头。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理论界将目光投注于前苏联文学理论家美学家巴赫金的语言对话理论，而曾经引起世界文学界震撼的接受美学，也从发轫初期的极端读者中心论立场逐步走向交流（交往）理论；创立了文学反应动力学的美国读者反应批评家诺曼·霍兰德则从心理与精神分析出发，在其先前的双重主动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文学心理与精神的交往（沟通）理论。 巴赫金的思想近年来迅速得到了西方理论界青睐。这一方面当然来自于巴赫金对话理论自身的包容性和启发性。另一方面却在于西方理论界批评界自身的紧迫需要。二十世纪以来，西方批评在经历了独标异说的片面深刻和理论创建期的轰动效应之后，又都不可避免地暴露出各自理论的局限与缺憾。而当代批评也的确已疲惫于无穷无尽的话语创造与拆解的游戏，转而寻求一种相互沟通、相互对话、相互交流与融合的新的建设性姿态。正是这种理论发展和文化实践的需要，使巴赫金翻旧如新。 特别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在广泛译介各种理论（包括巴赫金对话理论）之后，一直身处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前沿的法国理论家托多洛夫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对话批评”的主张。像托多洛夫这样的先锋理论家，是从亲身参与20世纪中期理论变革的现实实践中得出如上结论的，因而弥足珍贵，更富现实价值。在西方，对话主义的历史性出场是当代文化现实走出困境的必然要求，是实践运作的必然结果，也是走向新的文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