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这一概念是美国新批评派主将之一艾伦·退特1937年在他著名的《论诗的张力》(Tension in Poetry)一文中提出的，他以此作为评判诗歌的标准，指出：“我提出张力(tension)这个名词。我不是把它当作一般比喻来使用这个名词的，而是作为一个特定名词，是把逻辑术语‘外延’(extension)和‘内涵’(intension)去掉前缀而形成的。我所说的诗的意义就是指它的张力，即我们在诗中所能发现的全部外展和内包的有机整体。”（注：［美］艾伦·退特：《论诗的张力》，姚奔译，见赵毅衡主编《“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6～117页。）他认为“张力”是好诗的“共同的特点”，这一概念由此得到了西方文论界的认同，从而被广泛地运用到文学研究之中。罗吉·福勒进一步把“张力”界定为“互补物、相反物和对立物之间的冲突和摩擦”，认为：“凡是存在着对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力量、冲动或意义的地方，都存在着张力。”（注：［英］罗吉·福勒：《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辞典》，袁德成译，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80页。）运用“张力”说考察文学语言，人们可以发现它具有明显的张力性质，本文试从“杂语性”与“文学性”的关系角度观照文学语言的张力性质。 一 文学以语言为材料，但语言是人类共享的媒介，遍布于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不同的领域造就了不同的语域和语境，从而形成了多种多样各具特色的言语形式和言说方式，在此基础上，不同的领域也就形成了各自相对稳定的言语类型，即语体，丰富着人类的语言库存，使语言在各个领域获得现实化，从而实现语言的各种功能。巴赫金指出：“语言在自己历史存在中的每一具体时刻，都是杂样言语同在的；因为这是现今与过去之间、以往不同时代之间、今天的不同社会意识集团之间、流派组织等等之间各种社会意识相互矛盾又同时共存的体现。杂语中的这些‘语言’以多种多样的方式交错集合，便形成了不同社会典型的新‘语言’。”（注：［俄］M·巴赫金：《长篇小说的话语》，白春仁译，见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1页。）“标准语本身，包括口头语和书面语，已经不仅有统一的共同的抽象语言特点，也有了对这些抽象因素的统一的理解方法，但在自己具体的指物表意和情味方面却是分裂了的，形成了各不相同的杂语。”（注：［俄］M·巴赫金：《长篇小说的话语》，白春仁译，见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9页。）文学是一种语言现象，但语言现象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共同体在不同的社会活动领域中现实生成的产物。同时，语言的同质性又使不同的语言现象集合为一个同质的整体。这一语言事实决定了文学以语言为材料，其语言必然是杂语共存、多语混成的，这就是文学语言的“杂语性”，巴赫金又把它称之为“多语体性”。 “多语体性”这一概念出自巴赫金《文学作品中的语言》一文，他说：“在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找到一切可能有的语言语体、言语语体、功能语体，社会的和职业的语言等等。（与其他语体相比）它没有语体的局限性和相对封闭性。但文学语言的这种多语体性和——极而言之——‘全语体性’正是文学基本特性所然。文学——这首先是艺术，亦即对现实的艺术的、形象的认识（反映），其次，它是借助于语言这种艺术材料来达到的形象反映。”（注：［俄］M·巴赫金：《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潘月琴译，见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76页。）巴赫金认为，文学只有借助语言这一艺术材料才能达到对现实的艺术的认识，而语言在现实中是一个包含各种言语方式、言语类型和言语特征的同质的整体，文学以语言为材料表达对现实的艺术的认识，必然反映出语言“多语体性”的一面，以“杂语”的形式出现。简言之，“多语体性”是语言现实性的一种体现，文学作品中的语言也只有在具备了“多语体性”这一面后，作品才能达到对现实艺术认识的目的。韦勒克、沃伦在其《文学理论》一书中也指出了文学语言所具有的“杂语性”一面：“因为文学与其它艺术门类不同，它没有专门隶属于自己的媒介，在语言用法上无疑地存在着许多混合的形式和微妙的转折变化。”（注：［美］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页。）从文学作品中语言的全部事实来看，“杂语性”的确是文学语言普遍具有的一个属性，在叙事类和戏剧类作品中，这一性质显而易见，在抒情类作品中有时即使是篇幅短小的诗歌也往往存在着“杂语性”的现象。巴赫金在《长篇小说的话语》中，对于18、19世纪英国的“幽默小说”代表作品中的“杂语性”现象作了精彩的论述，认为“外观最为醒目，同时历史上又十分重要的一种引进和组织杂语的形式，是所谓的幽默小说提供的”，他指出：“在英国的幽默长篇小说中，我们看到了当时的口头和书面标准语的几乎所有层次，都得到了幽默的讥讽的再现。我们上面列举的属于小说体裁中这一类型的古典作家代表（菲尔丁、斯摩莱特、斯特恩、狄更斯、萨克雷等人——引者注），其作品几乎每一部全是标准语一切层次一切形式的百科全书。作品的叙述语言随着描绘对象的不同，用讽刺的口气一会儿使用议会雄辩的形式，一会儿采纳法庭演说形式，一会儿又像是会议记录，一会儿是法庭记录，一会儿犹如报章的采访消息，一会儿是伦敦金融中心的枯燥的公文，一会儿好似拨弄是非的闲言碎语，一会儿好似书生气十足的学究讲话，一会儿是崇高的史诗风格或圣经风格，一会儿是伪善的道德说教风格，最后还可能是书中所讲的这个或那个具体人物、带有社会确定性的人物的语言格调。”（注：［俄］M·巴赫金：《长篇小说的话语》，白春仁译，见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2～83页。）正因为这一现象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影响到人们对文学语言与日常各种语言用法区别的认识，所以，韦勒克、沃伦提醒人们：“我们还必须认识到艺术与非艺术、文学与非文学的语言用法之间的区别是流动性的，没有绝对的界限。”（注：［美］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