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09)05-0051-08 在批评理论层出不穷、翻新不断的今天，再度提及辉煌昔日的“社会历史批评”，似乎不免旧话重提的过时之嫌。对于它的要义，好像顾名思义仅只字面就不难得出——关于社会、历史的一种文学批评方法。笼统地讲，这或许也可聊备一说。但是，稍作追问：“文学”是什么？“社会”、“历史”，或“社会历史”具体含义是什么？是现实社会环境，政治经济状况等，还是伦理、思维方式、价值准则等，抑或是观念性的文化？它们怎么就和文学有了某种关联？这种关联究竟是怎样的？又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比如我们所熟悉的，波纳德(L.G.A.Bonald)的那句话：“文学是社会表现”。对此，韦勒克就曾提出质疑：“如果它假定文学在任何特定的时代都‘正确’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那它就是错误的；如果它的意思仅指描绘社会现实的某些方面，则只是一句平凡、陈腐和含糊的话。”②可见，“社会历史批评”绝非想当然的毫无疑问、不言自明。恰恰相反，它本身便给出了一系列难解的命题，让人不由不进一步思索：“批评”是什么？何谓“社会历史批评”？“社会历史批评”何为？而这些症结最终的指向依然是“文学”——“文学”到底是什么？因篇幅所限，本文仅将对这一批评的源变，特别是其在中国的发展情状作以简要梳理和粗疏归纳，以期做出某些学理上的理论清流，并在此基础上力图理析出自己的一些困惑与思考，其间难免挂一漏万，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社会历史批评”溯源及其原旨要义 不论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所提出艺术与现实世界的关系问题，还是我国古人所谓“兴观群怨”、“知人论世”，千百年来文学的社会历史学研究就一直没有走出中西文论家探求的视线，尽管这些早期的文艺社会学思想是零碎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但这种思考一直潜流着。直到18世纪意大利历史学家维柯，“社会历史批评”才初具雏形。他在《关于各民族的共同性的新科学的一些原则》(简称《新科学》)卷三对荷马史诗的研究中，就考察了古希腊的生活环境、状况以及不同时期的希腊人的兴趣爱好和希腊各地的传说，并从社会历史的视角切入，认为荷马终究只是一个理想中的诗人。[1](P155)法国斯达尔夫人则在1800年发表的《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中首次明确地把文学和创造这种文学的社会、文化联系起来，把文学放到当时的环境和情景中去理解和研究，为文学社会学奠定了学科规范。此后，法国艺术学者丹纳(H.A.Taine，1828-1893)提出“种族、时代、环境”三要素说以及法国实证主义社会学创立以后，古典的文学社会学已经初步建立起理论体系，社会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模式被确立了下来。 丹纳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无论物质方面的还是精神方面的都可以解释；一切事物的产生、发展、演变、消亡，都有其规律。他的理论方法，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从历史出发而不从主义出发，不提出一套法则叫人接受，只是证明一些规律。”[2](P49)他在《〈英国文学史〉序言》中集中阐释了文艺的成因，即其“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论。他对“种族”的界定是：“我们所谓的种族，是指天生的和遗传的那些倾向，人带着它们来到这个世界上，而且它们通常更和身体的气质与结构所含的明显差别相结合。”[3](P236)在他看来，如果说“种族”是一个民族先天固有的东西，属于“内部主源”，那么“环境”则属于“外部压力”，主要包括地理条件、气候条件和政治条件等。此外，“时代”作为“后天的动量”是对人有着更直接的塑造功能，使民族性格和周围环境的影响能落实到创作中，“当民族性格和周围环境发生影响的时候，它们不是影响一张白纸，而是影响于一个已经印有标记的底子。人们在不同的空间里运用这个底子，因而印记也不相同；这就使得整个效果也不相同。”[3](P239)在《艺术哲学》中他进一步明确指出：“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格概况。这是艺术作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2](P46)在丹纳看来，这种“人的心理”，“时常也就是一个时代的心理，有时更是一个种族的心理。从这方面看，一首伟大的诗、一部优美的小说，一个高尚人物的忏悔录，要比许多历史学家和历史著作对我们更有教益”[3](P241)。这不禁想起恩格斯对巴尔扎克作品的评价，“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4](P241)。可见，丹纳意在用“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建构一种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大叙述。 如果说丹纳的“社会历史批评”主要关注的是文艺的社会历史方面成因的话，那么，在英国的文化批评学者马修·阿诺德关注的则更多的是文艺的社会历史效果及其意义。阿诺德认为，“人类精神的理想在不断地扩充自身、扩展能力、增长智慧，使自己变得更美好。要实现这一理想，文化是不可缺少的帮手，这就是文化的真正价值。[5]”“违犯道德观念的诗，就是违犯生活的诗；对于道德漠不关心的诗，就是对生活漠不关心的诗。[6](P141)”在阿诺德看来，正是在道德等质素里，文学的文化意义才得以充分实现。作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学者，阿诺德还无法看到无产阶级及其文化，他眼中所谓的“文化”还需由中产阶级去创造。这一点上，19世纪俄罗斯“社会历史批评”有关“人民性”的论述则更为科学、深刻。
